文/薛银花
往常，外公与我家总是一月书信往来一次，拉拉家常，报报平安。前几日，突然接到外公两封来信，妈妈以为出了什么事情，急得火烧火燎，待到拆开一看，原来是听说西安要发生大地震，村里出门人都回去了，不见我们的音讯。妈妈看后，泪流满面，八十岁的老人了，还在操心自己的儿孙，立刻让我写了复信，报了平安。这使我的心情久久不得平静。
外公原是个教书先生，经常给人说文解字，是公认的“老古董”，在我们老家周围几十里很有名气。可“反右”中受过教育，“文革”中挨过批判。他干脆提前退休，回家修了地球。他一生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炼就了铁骨铮铮，腰部却弯得像道彩虹。这封信也许是他放下锄头，用粘有露珠树皮一样粗糙的大手急切地写成的；也许是在昏黄的灯光下，坐在炕头蘸着他和外婆的汗水快速地写成的；也许是在院中那棵枣树下，赶起了鸡安安静静地写下的；也许是坐着小木凳，爬在碾盘上默默地写下的。信平平谈谈如手中掬起的一汪清泉，信干干净净如心中泛起的一排涟漪。我们一家按照外公的嘱咐，生活始终过得平平淡淡，心中时刻保持干干净净。
外公每次来信，都要问我，这次来信特别指出让我回去。记得儿时，外公格外疼我，那时爸爸常年累月工作在秦岭的深山老林，妈妈一人拖着年幼无知的四个女孩住在黄河岸边偏僻山沟的“一家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和姐姐是双胞胎，妈妈顾不过来，就把我送到外婆家。外公整天抱着我玩，指着小人书，讲女附马的故事，又指着天上的星星，讲七仙女的故事，好像他脑子里装满了故事永远也讲不完。有时摘几朵野花哄我跳，哄我笑。过些日子外公用他那微薄的退休金买些吃的，背上背着高梁米，手里拉着我来到“一家村”看望妈妈。每次来我家，总要砍些烧柴，担满水缸，圈好猪、拦好鸡，便拉着我的手往回走，见我走不动，就背—阵、抱一阵。至今想起，脚步声声，如在耳畔。说起这些，妈妈便流满了泪水，我也溢出了泪花。
这次来信似有些不同，细看信纸，不断散发出外公窑洞中温馨的气息，是一种淡淡的烟草清香。来自陕北农村庭院的空气，在信纸开启的那一瞬间便一丝丝、一缕缕融化在我家的各个角落。还记得十七年前，我们举家迁到了关中，我已上了小学，记得当外公披着辛皮袄来看我的时候，发现我总是挑三拣四，爱吃零食，便板起面孔严肃认真地说：“好好吃饭，才能长高，好好读书。才能懂事，长大以后还要吃苦，做一个有用的人。”并告诉爸妈，不能娇惯子女，要善于引导，要从小事着手，从小时候着眼，让她们端端正正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每逢枣熟总要给我们捎来一大袋子又圆又亮的大红枣，一颗红枣一颗心，颗颗凝聚着外公的清。我考上大学那年，外公异常高兴，千里之外给我寄了500元钱，指明是给我的奖学金。外公呀外公，你对我的恩情，何时才能报答。我们可以走出黄土高原，可以走出您的庭院，但我们却永远走不出你的视线。依稀中，我似乎看到了外公叼着烟袋，悠悠地吸着，夕阳映射下的脊背似一道金色的弧线从空中划过，他仍在向我们全家微笑。
外公已到八十岁高龄，头脑清楚，眼睛不花。我也快要大学毕业，该回去看看他老人家了。提前写封信，祝福我的外公健康长寿，祝福我的外公日子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