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一天，一位年仅27岁大学本科毕业的女工刘平拖着残体，忧心忡忡地走进了记者的办公室，诉说了自己因工伤失去了右臂的不幸遭遇，并对工伤的事故后处理表示了心中的不平。
她双眼满含着泪水，一字一句地诉说着——
1998年3月中旬，我来到西安人才市场，被西安塔达食品公司聘用。公司总经理当时高兴地说：“这是公司招聘以来第一次招聘管理人才，你年轻，有热情，有大学专业知识，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我上岗后，并没有让公司失望，给公司提了不少合理化建议，从生产到销售，从工艺生产到产品质量，我都提合理化建议，而这些建议都一一被采纳了。不几天公司任命我为西饼车间主任。一两个月来，我把车间管理得有条不紊，面貌大变，总经理时常表扬我，鼓励我。领导的赏识和器重，更坚定了我干好工作报答公司，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信念。我早上提前上班，晚上时常加班到十一二点钟。后来，公司又让我代管馒头车间。出事前，我白天在西饼车间，凌晨2时又去馒头车间上班。我同工人同住，同劳动，全身心投入车间的管理工作。
1998年6月7日凌晨5时，馒头车间生产快结束了，我发现馒头机里的面未清理，就让两个工人分头清理。约过了半个小时，我又去检查，发现机器里还没有清理干净。馒头机内底部螺旋浆的地方看不清，就伸手去摸，就在这时，站在一旁的工人张某按动了电纽，馒头机转动了，我的右手小臂一下子被卷了进去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送到西安红会医院抢救，施行右上臂截肢手术，到现在这一情景，我简直都不敢回想。
在医院的头几天里，公司总经理几乎天天到医院看我，公司工会送来了慰问信，公司还大张旗鼓地宣传表彰我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精神，号召工人给我写慰问信，组织大家座谈讨论学习我的精神，发动职工给我捐款，派专人护理我。这使我感动不已，心里多少有点安慰。有一天，总经理来到我的病床前对我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一是公了，一是私了，都可以。私了是坐下来谈，能协商解决是最好的事，你以后回厂，给你最好的条件，再给你配个助手，让你的专业才能得以很好地发挥。你和家人商量一下，有什么要求给我提出来，咱们好谈。”根据这话，我们全家聚在一起商量了几次处理办法。过了20来天，我的家人就治病和伤残补偿提出了具体要求。公司看与他们的设想有差距，态度一下子变了，护理人时派时不派，开始拖欠医院的住院治疗费。到后来，派人催我几次出院，还放言不让我回厂……
在医生不同意出院的情况下，我只好出了院。之后，我怎么找公司解决我的补偿问题，他们都不理我了。我心里难受极了，自己生活又不能自理，以后生活咋办呢？1998年11月17日，我鼓起勇气来到西安市未央区劳动局，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仲裁办的工作人员让我先找徐家湾办事处调解，硬是不立案。我先后到办事处，办事处说不知此事，让找谭家乡，我又到谭家乡，说是转到了徐家湾办事处。无奈之中，我找区劳动局副局长申诉。11月23日，仲裁办总算立了案。同时，我申请工伤伤残鉴定。经区劳鉴会11月23日会议研究，评定伤残等级为3级，护理等级为3级，属因工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在仲裁过程中，仲裁员宣布伤残鉴定等级过高，收回了伤残鉴定书。
1999年2月1日上午，我去区劳动局取仲裁裁决书，问安监科的牛某工伤伤残等级一事，和牛某同一办公室的杜某就说，你再填一份表，我们再鉴定，于是当场填表，杜某又当场审批，发给我第二份工伤伤残等级鉴定书：经区安鉴会98年12月22日会议研究，评伤残等级为4级。无护理等级，并只发给我鉴定复印件。我拿着两份不同内容的工伤伤残鉴定结果，去咨询西安市劳动局保险福利处，该处工作人员认定：这两份结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无效的。天哪！我当初向区劳动局交的590元白扔了不说，至今连个工伤伤残结论也没有了。痛苦和不公平顿时涌上心头，我忍不住哭了，心一下子全凉了。想起劳动仲裁的前前后后，发生的一件件怪事，更让我费解和愤懑，谁能为我讨个公道呢？！
附记
女工刘平的遭遇引起了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同情和关注，她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一些法律工作者义务援助她，决心依法为这位伤残女工讨一个公道。据悉，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近日将开庭审理，人们等待着此案的进展。
本报记者 王仓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