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方
兴许是这世道变化得太快，稍微不留意，就会冒出一些新鲜的事和新鲜的物，让你瞠目结舌。这些事物若出在民间，我们在茶余饭后说说也罢了，可如果出现在决策阶层，而且还出得有些出人意料，我们就不得不思考思考了。
前些日子，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从1999年开始，对“腐败”的价格进行调整。具体的标准是，贪污贿赂的“大案”标准由原来的2万元提高到5万元，“上涨”了150%；挪用公款的“大案”标准由原来的5万元提高到10万元，“上涨”了100%。
关于北京市检察院这次调整“腐败”价格的具体原因，我不甚了了，但用仅有的一点市场知识去推理，大概是因为贪污贿赂和挪用公款的人多了，如果再量之以原有标准，势必“打击面”太广，“大案”也太多，于是只好将标准调整调整，这样，就使得原本够大案标准的案件变为“小案”；或者，是因为“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不把大案的标准上浮，那些“狼”大概不愿出山；当然，这次“调价”抑或还有什么难言之隐，或者说有更深刻的原因，这我就不得而知了。
作为一介“草民”，对于决策层的“决策”，我向来是积极拥护、响应的，以保持高度的统一。然而，对这次北京市高检院对腐败“价格”的调整。我想了许久，却始终无法“统一”起来。
反腐败是我们在新的形势下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也是我们能否巩固改革开放胜利成果的关键，甚至，是关系到我们党生存的生死攸关的大事情。我们承认，因为涉及到我们的领导干部，反腐败的难度极大，但是，难度再大，也不能退缩、让步。如果我们因为腐败分子过于猖獗就退缩、让步，那么，腐败分子就会得寸进尺。我们今天因为贪污贿赂2万元挪用公款5万元的人太多，便将“大案”的标准进行调整，使腐败的价格上涨，那么，明天贪污贿赂5万元挪用公款10万元的腐败分子如果还多，我们又该将“大案”的标准定为多少、将“腐败”的价格上涨多少合适呢？有道是“欲壑难填”，腐败分子敛财的欲望是绝无止境的，可我们能无止境地退缩吗？人民愿意、历史容许吗？
尽管“事物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然而一项政策，尤其是事关大局的重大政策，还是应该有一定的连续性比较妥当。这样，不但执行起来有统一的标准，更重要的是能够维护政策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否则，我们今天修改了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的标准，那明天是否要给张子善，刘青山们平反昭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