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巍
年愈花甲的父亲，去北京登天安门，是他多年来对晚辈的唯一奢求。
父亲小时候吃过苦，受过罪，二十多岁参加过抗日战争，他三十岁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成立，那时他才知道中国有个天安门。我小时候父亲在村里当干部，那时他才知道中国的重大盛事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但他从未看过天安门，天安门在他心里也就一直是个迷。在我上高中时，村里有人买了电视机，父亲从中看到了天安门，他知道那是毛主席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地方，他就萌发了去天安门看看的愿望。别说那时登天安门有限制，单就我们的条件也是望“门”兴叹。我的两个哥哥都像父亲一样，天天守着黄土地，收入仅够填饱肚子，我还是上着学，北京又无亲无故，父亲去北京成了一道难题。
大学毕业后父亲常常向我谈起他对天安门的向往，他说虽在电视上看过升国旗，看过邓小平检阅仪仗队，看过江泽民迎接外宾，但那都是“假”的，他想亲临其境。我在城里租房娶妻养子，一个月的收入，捉襟见肘，一而再，再而三地让父亲失望。我也常常因没能让父亲走出一回阡陌而自责，总好象欠了他什么。夜阑人静，爬格子累了。推窗远望，我便想起远在乡下的父亲。他虽然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但心灵清澈，勇于负重，爱子甚于爱己。为了让我“有出息”，父亲嘴里不吃肚里攒，硬是从牙缝里挤出我十五年的学费。滴水之恩，当思涌泉相报。帮父亲实现夙愿，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年春，我利用一个双休日，又请了两天假，拿出半年积攒的稿费，最终领父亲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第一次远行，出了北京火车站，父亲便东张西望，直问我北京这么多人是从哪里来的，到天安门有多远，是否要走着去，来趟北京不容易。省着花钱多去几个地方行不行。最后我拗不过父亲，就在一家距天安门广场三里路但很廉价的胡同旅馆住下了。父亲说那旅馆比我们家的土坯炕头要强多了。父亲很激动，也很迫切，一晚上没睡。第二天看升国旗，人成堆，我看挤到前面去是没什么指望了。父亲却不然，使劲往前躬身，不是我领着他，反成他牵着我了。父亲今年虽然八十岁了，但多年的田间劳动，造就了父亲健壮的体格，最后我们父子俩竟挤到前面，现场目睹了那庄严的仪式。我再一次感谢父亲的努力。
看完升国旗，就游天安门广场，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父亲在纪念堂南面出来，又跑到北面徘徊有二十分钟，总不肯离去。后来登上天安门城楼，父亲拍拍这儿，摸摸那儿，好像远游的孩子长大了才回故土一般。父亲在仰望一根红柱子时，我告诉他，他脚下就是毛主席在开国大典讲话的地方。父亲急忙说让我在那儿给他照张相。晃过镜头，我发现父亲的眼眶里竟溢满了泪水。走下城楼，他的泪水已是扑嗒扑嗒地往下掉了。父亲能来北京，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劝他高兴才是，他说：“毛主席打天下，解放了中国，到纪念堂看他的有那么多人，人们都没忘了他呀！这回托邓小平的福，你能领我到北京，我死了也不冤了。”
父亲五十年圆一梦，那情那景怎么会不让他感慨万千呢！登天安门的时间是那么短，可父亲的话却让我思考良久。我一定要把从父亲去北京中悟出的道理，教给现已四岁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