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7月14日，本报社会部新闻热线接到省建十一公司第二分公司职工李斌的电话，反映他1995年遭遇车祸后其父又身染官司的不幸。第二天上午，记者驱车赶往咸阳市、泾阳县两地，对此事进行了初步调查。
在泾阳县高庄乡联家村，记者见到了李斌的父亲李发仁，他今年55岁，头发已经花白，言谈之中显得愤愤不平。1995年8月27日，我儿子李斌送他弟报名上学，行至修高公路高庄村南什字西，被蒲城县永丰镇南永村农民郭金利经营的解放大货车撞倒，当场昏迷。同行的本村村民将车拦住，司机赶忙把李斌送到泾河私人诊所。我闻讯赶到诊所，当天又转到西安的西京医院，诊断结果为：左肩关节盂骨折、左手二、三、四掌骨基底部粉碎性骨折。经过抢救，孩子总算脱离了危险。肇事司机借口回家取钱，把车放在我家门前就不见了踪影。直至9月13日，司机才和县交警队的有关人员一起来到我家，商定9月15日，将车开到交警队进行处理。此后我多次找交警队，先后拿到了9000元，还了为看病而借的外债，10月10日司机将车开走了。10月24日，李斌定于11月1日作手术，需交押金2000元。我拿着押金通知单多次找交警队要钱，都没有结果。11月2日，李斌被医院赶了出来，做不成手术，左手就成了残疾，全家人大哭了一场。无奈之下，我又去找司机。11月11日，我与弟弟李海会、侄儿李水利等人在梁村收费站拦住了肇事车，司机不愿开车，便雇人把车开到我家。商定11月13日司机来送钱，然后把车开走。当天我不放心，就跑到交警队和公安局反映情况，由于是周六，没有找到人，周一上午8点我找到交警队，交警队的同志说我不应把车留在家里。后来我又多次找交警队和车主，他们都不理睬。1996年3月25日晚，有人来偷车轮胎，在与窃贼搏斗中，我和老伴都被打成重伤。3月26
日，县法院的同志来到我家，我才知道车主把我告了。4月5日，县法院组成会议庭，审理此案。原告说4句话，我说了5句话，就休庭了。4月8日，法院向我发了放车裁定书，经过协商，最后开走了车。5月7日，我赶到法院，法院让我签名，我才知道这是让我给车主赔偿车辆延滞损失2万多元的判定书。一场官司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输了，我实在想不通。继续上诉，还得花钱，我连给孩子动手术的钱都没有，确实没路可走了……
当天下午，记者又来到泾阳县交警大队，负责全面工作的张副大队长说：“我是去年10月到交警队的，李斌这起交通事故是县公安局局长重点批示的上访案，我们多次发处理通知书，李发仁都没有来。为了慎重一些，我又派事故科的主办人员和指导员到李家，并约定本月19日与车主商量处理这起交通事故，现在还有车主的3000多元放在交警队，我们也很着急。”事故科主管这起交通事故的李元奇说：“这本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但李发仁却非法扣车，导致他输了官司，还得赔钱。”记者问：“这起交通事故已经过去四年了，假如交警队办案的力度再大一些，进度再快一些，也许就不会有扣车的官司了吧？”李元奇说：“我们多次催李发仁解决问题，但他提供的有些票据不真实，让我们无法进行结算。四年不算长，我们还有十年前的交通事故没有处理呢！”
一起十分简单的交通事故拖了四年，演变成了一场官司，既有受害人不懂法的原因，也有主管机关办案不力的责任，记者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本报将继续关注这起交通事故的处理情况。
本报记者田勇刚
李发仁（左一）托着他儿子（右一）四年前被车撞伤的左手，气愤难消。郭玉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