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屈奇
这是近日播出于数家电视台的《九五·中国打拐第一案》中的一幕：
“你知道自己被判了什么刑？”
“死刑嘛！这还不知道。”
“你这么年轻，就被判了死刑，不觉得遗憾吗？”
“没什么遗憾的。这几年，别人没玩的地方我玩了，没吃的东西我吃了，没穿的衣服我穿了，还有什么好遗憾的？”
她的确没什么好遗憾的。只将永久的遗憾留给了我们。记者遗憾于在其采访的诸多死因中，居然没有一人对自己的罪孽有所反省和忏悔，而我则更震惊于她对生命的态度：这个尚不足20岁的姑娘在面临生死的考验时，竟还能表现得如此的轻松和从容，居然有如此漠视、轻视生命者。
我几乎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形容她临刑前的坦然。面对摄像机，她憨态可掬，谈笑自若，那情景只像一个天真烂漫、混沌未开的孩子，在和你进行一场轻松的交谈，而不是关于生与死的沉重而严肃的话题。你能想象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贩子？一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犯？它使记者的严肃显得滑稽。
我忽然有所觉悟。当我叹息记者苛求一个本来就没有良知和罪孽感的人能够反省和忏悔时，却忽略那本来不就是一个生命的现实；没有生命的生命又如何能表现出对生的乐趣、对死的恐怖？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愚昧形成了一群没有生命的生命，这些“无生之命”又分为一群苟活者和一群轻视、蔑视生命者。等到这些轻视生命的大人小人们弄到“轻吾命以及人之命”时，那么即使苟活者也无法苟活了。
由此我知道，在中国的许多人中，除了苟活，还有一种活法，那就是“轻生”；由此我还知道，“苟活”与“轻生”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互相流通、转化。“苟活”阉割了人们的热情与活力，息灭了对自由、公正的追求和向往，模糊了对真理、是非的鉴别与甄定；“轻生。”则张扬非理性的暴虐，蔑视人世间所有有价值的东西，以文明为敌，肆意践踏生命以及附丽于生命的一切美好事物，如尊严、正义、理想、道德、怜悯、爱情、友谊……。如果说，“苟活”是僵尸的乐观；那么“轻生”则是兽类的悲观。“苟活”形成了五千年一成不变的超稳定结构；“轻生”又使这漫长的历史充满血腥。人们在“苟活”与“轻生”中作着选择，历史也便在这二者的交替中作着枯糙无味的轮回。
七十多年前，鲁迅先生面对延续了数千年的，吃人的“筵席”，高呼“救救孩子”；七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这样的孩子还有孑遗，还需要无数从事思想教育与文化建设的人们继续拯救那些需要拯救的灵魂。
真不希望这样的悲剧——重演。在我们绘制美的蓝图、建立宏伟目标的同时，向愚昧宣战，像解救被拐妇女那样，解救那些尚且沉沦于“苟活”与“轻生”——尤其是后者——中而不可自拔的人们，在他们了无生机的生命中，补充些新鲜的血液，激活他们作为人的最起码的尊严感和良知。这，窃以为倒真有些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