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子案聚焦
文图 胡喜盈 刘健
在知青女宿舍，一夜“偷情”产下“私生子”
1970年5月，年仅16岁已长成1.82米个头的戴伟忠终于如愿以偿，登上了上海赴安徽的列车在李楼生产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
1971年元旦，天很冷，知青陆续返沪过春节。男知青留下戴伟忠和文弱书生李伟，女知青就留下秀气大方的丁梅一人。丁梅比小戴年长3岁，常以大姐的身份关心小戴的饮食起居，知冷知暖，很体贴人。那天戴伟忠准备收工时，隔着银波粼粼的河水刚好看到了丁梅的身影，就隔河喊起来：“丁梅，她们都走了，你一个冷清吗？”“那你就晚上到我这里来吃饭。”
此时大队长黄东彪、丁发财刚巧路过，也相约一起去凑热闹。晚上，在丁梅的房东家，丁梅以水代酒吃了点菜，有点累，她就先去睡了，并将门栓插好。戴伟忠和大队干部一直喝到下半夜1点，小戴已一斤多“白干”下肚，只觉得天旋地转，两位大队干部也已说话舌头打结弯不转。房东索性扶戴伟忠到了丁梅宿舍休息，请丁梅“照顾”。他们抬下丁梅宿舍那两扇木门，扶进了小戴，又把门装上，对上门栓。大队干部在房东的携扶下，踉踉跄跄地离开了茅屋。
就在这天夜里，戴伟忠与丁梅发生工两性关系。
丁梅怀孕了。大队民兵连说戴伟忠破坏“上山下乡”、是“现行反革命”，准备抓他批斗。丁梅让戴伟忠赶快逃走，并将20元钱和一包窝窝头塞给他。
此后，丁梅回了一趟上海，不敢将怀孕之事告诉父母，就告诉了姨妈，当时也不敢私自去打胎，姨妈就带丁梅到江苏盐城农村住下。十个月后生下一儿子，送给同村一无子女的杨家，取名“杨伟”，并签好“永不认领”的协议书。就在生杨伟的前几天，乡下一好事者拍了封电报给丁梅在上海的父亲。说丁梅快要生孩子了。丁梅父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命丁梅的姐姐到乡下去看望丁梅。姐姐回沪后，又给丁梅写了封信，关照她生下孩子后给孩子喂奶喂足一个月后才走。没想到丁梅生下孩子后三天就离开杨家回安徽自己插队的地方去了。这封信给杨家收到，杨家把信压在了箱底。
1974年戴伟忠因是独子提前上调回沪。回沪三年中，丁梅给戴写了许多信，可戴一直没回信。1978年丁梅也上调回沪，一夜火车坐下来，丁梅回到家后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只见戴伟忠坐在她床边，嘻嘻直笑。回想起这些年吃苦受寂寞，丁梅“呸”一口痰猛吐在戴伟忠脸上，戴生气走了。
以后两人又一次见面，丁梅又向戴伟忠脸上吐了一口痰，此次戴伟忠走后就再也没回头。1981年，两人各自分别组合了家庭，戴伟忠家生了个儿子，丁梅生了个女儿。
私生子找到了自己的生母
1994年，身在江苏盐城的杨伟偶然看到了24年前丁梅姐姐写给丁梅的信，他按信上的地址找到了外公（丁梅的父亲）家。
丁父当天就急忙找到丁梅，反复做工作之后，丁梅同意认儿子。第二天，丁梅父领着杨伟到丁梅家。
丁梅告诉杨伟和其生父十几年不来往的原因。杨伟说：“妈妈您没有错，我们能今天从新相认，说明我们母子今生还是有缘，我和您相认后决不给您添半点麻烦，不会出一点儿难题。”看着一表人才的儿子，听着如此通情达理的话，丁梅伤心且欢喜得流泪，真恨相见太晚！
杨伟说极想见一见生父，以了却念父之情。丁梅被儿子感动了，就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戴伟忠，让他们父子相认。
戴伟忠在单位上班时，突然接到了久违十多年的丁梅的电话：他们24岁的私生子杨伟来到了上海。
听到这一消息，戴伟忠的反应是一阵强似一阵的恐慌。他早已有了小家庭，妻子温良贤惠，儿子成绩优秀，他根本不可能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私生子，也不敢想象这个儿子的出现会给他的家庭带来什么样的波澜。经过周详考虑，戴伟忠告诉丁梅，绝对不能让杨伟到他家去，要见只能在单位。
当天下午，在丁梅的带领下，杨伟来到了戴伟忠的单位。看着眼前这个已娶妻生子的小伙子，戴伟忠不知说什么好，可他心里却仍怀着一份深深的歉疚与自责，自己毕竟没有尽一点做父亲的责任呀！而当他听说自打10岁死了养父后，养母就对儿子百般刻薄，吃不饱、穿不暖时，他不由得眼眶一红，赶忙将自己手上的瑞士梅花牌手表戴到了杨伟的手腕上，又把身上仅有的200元钱塞给了杨伟。当杨伟提出想到上海找工作时，戴伟忠立即满口答应，并把杨伟安顿在自己母亲的家中住下。担心儿子寂寞，戴伟忠还特意买了一台电视机放在杨伟的房里让他解闷。丁梅也对杨伟慷慨解囊，他们当即给儿子买了辆摩托车（以后又买了第二辆）。
可是，他们都想错了，他们都太不了解这个儿子并被谎言迷惑了。从小到大，在养父母的溺爱下，杨伟早已变成了一个好吃懒做的无赖。在养父死后，他竟然逼自己的养母去给别人做保姆，并总是去向雇养母的人家“预支”全年的工钱用来挥霍。
很快，戴伟忠便在宝山烘漆厂为杨伟找了一份工作，可只去了一天，杨伟就嫌厂里气味难闻，再也不去了。丁梅又为杨伟找到了一份踩三轮车帮人运货的工作，可杨伟一听便嫌累一口回绝。
就在戴伟忠和丁梅四外奔波忙着为儿子找工作时，戴伟忠接到母亲的电话。原来，杨伟趁奶奶外出之机，卖掉了戴伟忠为他买的电视机，席卷了家中所有的衣物、细软和多年的积蓄不辞而别。戴伟忠的母亲因此被气得心脏病突发在几天后去世。
1996年7月，杨伟又突然来到上海，他跪在戴伟忠和丁梅面前声泪俱下，声称自己向信用社贷款做生意时受骗蚀完了本钱，现在家里的房子被封，家当被变卖，妻子和孩子流离失所。他苦苦哀求说：“爸、妈，过去是我不对，你们打我骂我都行，可你们要看在从未见过面的儿媳和孙子的份上，帮帮我吧！”见儿子如此可怜，又想到从未谋面的孙子无家可归，戴、丁两人的心顿时软了，丁梅赶忙向自己的兄弟姐妹借了3000块钱给杨伟。1998年9月，杨伟再次来到上海，对戴伟忠和丁梅说，乡下的房子破旧不堪，要翻修一下，需要6万元，尽管他已卖了摩托车可仍缺一大笔钱。
考虑到儿子要盖房，做父母的应该去出谋划策，戴伟忠和丁梅，瞒着各自的家人一起去了江苏盐城。谁知到了乡下两人顿时傻了眼，杨伟一家住着好端端的三间大瓦房，家里电视机、冰箱等家用电器应有尽有，甚至还有连他们都未添置的微波炉。儿媳还告诉他们：杨伟整天在外面游荡，骑着摩托车载着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到处“兜风”……两人不禁倒抽一口冷气，他们做梦也没料到自己一分一厘抠出来的钱居然就这么被挥霍了。尽管如此，戴伟忠还是给了小孙子1000元见面礼，并承诺以后每月寄100元资助孙子上学。
正当戴、丁两人准备返沪时，杨伟截住了他们，他摔了一个玻璃杯又抄起一根棍子恶狠狠地说：“今天拿不出6万元，就都别想离开，谁走我就打断他的腿！”幸亏杨伟的妻子趁杨伟睡着时偷偷开门放走了戴伟忠和丁梅。
生父面对敢于杀父之子举起榔头
1998年12月，杨伟通过跟踪戴伟忠，打听清楚了戴伟忠妻子的姓名、工作单位和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学校，他于12月28日去向戴伟忠摊牌：“我知道你老婆每天上班乘18路电车在新疆路下车，儿子……”戴伟忠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这几年来，他忍气吞声、姑息迁就一方面是认为自己欠儿子太多，另一方面更是担心杨伟会把这件事捅出去，他害怕妻子会受不了这一打击弃他而去。终于，他又一次服软了，那天戴伟忠刚发的工资和几千元年终奖被杨伟毫不客气地一扫而光。
1999年2月9日，戴伟忠接到了丁梅的电话，原来，头一天上午杨伟打电话向她要5000元钱，丁梅的丈夫由于晚期癌症刚动了手术，实在拿不出5000元钱，可杨伟却在电话中吼：“不给是吧，那我就绑架妹妹！”第二天，丁梅女儿在靠近走廊的卫生间洗澡时突然发现窗户上有个人影，吓得大叫起来。丁梅赶出去一看，正是杨伟，心里直发怵的丁梅只有找好友借了5000元钱打发走了杨伟。
刚搁下话筒，电话铃又响了，杨伟粗横的声音：“给我5000元，不然绑架你老婆和儿子！”戴伟忠不敢拿妻儿的安全作赌注，一狠心将母亲遗留下来仍放在母亲生前住处的一套红木家具变卖了5000元给了杨伟。每次要钱时杨伟都说是最后一次，今后决不再要。可每当给了钱后让他在收条上写“最后一次”，他却坚决不肯。
自从杨伟知道了戴伟忠妻儿的行踪后，戴伟忠便变得敏感神经质，在街上，只要一看到身形稍似杨伟的人他都会下意识地钻进小弄堂。一听到电话铃响更是被吓得跳起来。每天早上出门时，他总是一遍遍地叮嘱妻儿出门一定要当心，看到有30岁不到的农村男青年在身边时一定要想办法躲开。妻儿在家而他却在外时，他总是打好几个电话回家一遍遍地问门关好了没有，是不是挂上了防盗链？还告诉他们如果敲门的不是熟人千万不要开。
1999年5月26日，戴伟忠在家中偶尔向窗外一瞥，不由得心口一紧——杨伟就站在楼下！他赶忙飞奔下楼，失魂落魄间他在楼梯上重重摔了一跤。看着父亲一步一瘸地走过来，杨伟既没扶一把，也没问一句，只是冷冷地吐出两个字——“给钱！”戴伟忠身上没带钱，杨伟便声称自己上楼去他家拿，戴伟忠没办法，只好向附近的一个熟人借50元打发走了杨伟。5月27日，戴伟忠下班回家，远远望见杨伟站在弄堂口，他扭头就跑，杨伟看见后紧追不舍，戴伟忠慌不择路跳上辆公交车，一直到深夜1点多钟才敢回家。5月28日早上，戴伟忠和妻子一起出门上班，刚到弄堂口，发现杨伟坐在那里，戴伟忠马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将妻子拖了进去：“今天单位有急事要早点到，顺便捎你一程吧！”
5月29日，杨伟来到戴伟忠单位，戴伟忠拿出一件新衬衣和100元钱给他，并向他出示了自己2—5月份每月仅有424元的工资单，告诉他单位效益不好，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了，求他念在父子一场的份上放自己一马。杨伟对此不屑一顾：“什么父子一场？要么给钱，给么等着你的老婆儿子被绑架！”
5月31日晚上，戴伟忠的妻子出门有事去了，儿子还在学校上晚自习，杨伟趁机闯进戴家，戴伟忠指天赌咒明晚一定到新兴百货店门口了结这笔“血缘关系债务”，他才悻悻离去。
6月1日晚上，戴伟忠与妻子说出去办点事。很快就回来。他将单位的“依维柯”开到约定地点将杨伟接了上来。一上车，杨伟便直截了当地要5万元“堵口费”。戴伟忠苦苦哀求提出两年内分期偿付，杨伟不同意，声称期限最长一年，而且要首付2万元。戴伟忠以下车借钱为由跑到联防队报警，可联防队正在开会没有理他。
见儿子如此不顾自己的死活死死要钱，戴伟忠决定将车开到市郊的妻弟家，一是想去借点钱，二是向妻摊牌，也让妻弟去帮自己做做工作。
戴伟忠刚想踩油门，杨伟从背后操起早已准备好的绳子突然向戴伟忠的脖子套了过来；“今天你不给钱，老子就要你死！”戴伟忠用力扯下了套向脖子的绳子，回头看见杨伟眼中如野兽般狰狞的目光、贪婪粗横的神情，听着他歇斯底里地叫嚣和辱骂，他出于反抗的本能，顺手操起电瓶旁的榔头向杨伟头上砸去，边砸边喊：“你要我死，你也别想活，要死一起死！”砸了10余下后，戴伟忠心一横，用绳子又勒住了杨伟的脖子……
杀死杨伟后，戴向公安局投案自首。
当丁梅得知杨伟的死讯后，先是长吁一口气，然后忿忿地说：“他该死！”我真后悔当初生下他时没扼死他！“如果戴伟忠不杀他，我也憋不住会想杀他的！”
那根绳子是谁带上车的？律师为戴伟忠做“无罪辩护”
1999年11月4日，在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庭上，上海律师协会刑事法律研究会副主任翟建律师说戴伟忠无罪：杨在案发前不止一次地向被告索要财物，被告出于对杨的歉疚之心，故而基本上都满足了杨的要求。直到6月1日案发当晚，被告也是应杨伟之约去同杨见面。当杨再次向被告索要5万元时，被告也是准备和想办法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来满足杨的要求。这一系列情况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被告人没有杀人动机。
本案尸体检验结论是：杨伟系生前被他人用绳索勒颈并用锤类钝器打击头面部等处致机械性窒息而死亡。可见榔头和绳子是本案两个非常重要的物证。那么榔头从何而来？榔头并非被告于案发前专门准备的，而是“依维柯”车上原有的，是为修车所备用的。榔头的来源显然无法说明被告人有杀人动机。绳子又从何而来？既然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绳子是被告预先准备和携带上车的，那么也就无法以此来证明被告人存在杀人动机。6月1日案发当晚被告曾至治安联防队去求救，更说明了被告没有杀人动机。
而杨伟有威胁被告和欲致被告死地的动机和行为。被告在向警方自首前，曾先将案发经过向其大舅严国锋进行陈述。严国锋的证词证明了被告就对他说案发当时在“依维柯”车上，是杨伟先用绳子来勒他头颈，被他让开，他再用榔头敲杨的。被告的陈述与本案存在绳子这一物证是相互印证的。那么绳子是谁携带上车的呢？本案证据材料无法证明绳子是被告携带上车的。同时，本案又没有任何证据能排除绳子是杨伟携带上车的。杨伟携带绳子上车和先用绳子勒被告头颈的行为是杨针对被告人实施的不法侵害。被告随之而针对杨所实施的任何行为，都应视作正当防卫行为。
1999年12月2日，丁梅再次向法庭作证，案发时的那根绳子可能是杨伟从她家拿走的：“1999年6月1日戴伟忠杀子那天，杨伟多次打电话找我要‘了断费’，我不见他，杨伟威胁说要去绑架我女儿。当天下午杨伟果然冲到了我家，我家门口走道边正好放着好几根女儿学校跳绳用的绳子，杨伟可能是顺手拿起一根。杨伟敲开房门后，我的女儿见是杨伟（当中隔着铁制防盗门）立即又把房门关上。此后杨伟又几次打电话进来要我女儿开门，我女儿死活不开。如果案发中那绳子约0.8公分粗、二三公尺长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学校跳绳用的绳子。”
1999年12月5日，法院一审宣判：戴伟忠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刑15年，并赔偿杨伟家人3.1万元。戴伟忠关于被害人杨伟先实施不法侵害的辩解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辩护人提出戴伟忠杀害杨伟的行为是正当防卫的观点，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判决指出，戴伟忠没有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与杨伟因过去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关系，是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
审判后，笔者采访了戴伟忠妻子严某。她家住一间1920年时造的仅有15平方米的木板房子。儿子在读私立高中，每月学费、补课费等开销1000元，半年来，儿子从没向母亲要过一分零花钱。严某在一家将要破产的小商店当负责人，月工资515元，上月奖金8元。现在每天做中班，深夜回家50分钟路程（三站路），严某不舍得花一元钱买车票，全部是徒步走回家中。这半年戴伟忠还一次次从监狱中写信来要钱，已给他寄去1200元，这次又来要，妻子只能绝情地回复：“连一分钱也没了！”明年儿子如考上大学后，还不知拿什么钱去付学费。戴伟忠这几年前后偷偷送给杨伟的三万多元，是家里近年来全部的积蓄。
笔者采访丁梅时，丁梅这样说：“我供他吃、喝，苦口婆心地和他讲道理，希望他能原谅我们的过去，能像相认时所说的那样，能理解我们”。我帮他报了名学汽车驾驶员，他说：‘我找到了你们，就应该由你们来承担我一切，我要享受我以前所失去的幸福，我要拉个平衡，我要和莉莉（我的女儿）、明明（戴伟忠的儿子）享受一样的人生待遇。’我的一切好言相劝，成了对牛弹琴，他拿起了一把刀，一会儿拍桌子一会儿指着我，扬言要杀我女儿和戴伟忠的儿子。他还说：‘让你们尝尝失去儿女的痛苦，然后再给你们的家门口贴上大字报，搞得你们身败名裂，让你们生不如死。’
“杨伟无休止地敲诈我们，杨伟拿了我们的钱后，西装革履，一条名贵领带，戴一副墨镜，一手吊香烟，一手拿酒瓶，衣带里插着一把匕首，其样子十足是一个无赖流氓。有次我和我父亲吵架。怪他当初多事认了外孙，我打开煤气开关自杀。老父亲泪水涟涟，他非常后悔当初逼我认了儿子，他老人家不久便气绝而死。”
“后来我丈夫患了癌症，住了几个医院，医药费花去了20几万元，另一头还要一次次给杨伟钱，我只能四处借债度日，至今手头已借债近8万元。我向杨伟道出了我丈夫生病之事，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状况，求他放过我，杨伟回答：‘放过你可以，但是我要把莉莉带走。’就这样，杨伟先后从我处拿去3万多元。我们成了杨伟的摇钱树，我们的隐私成了他敲诈的把柄，他认为我们都怕他，咄咄逼人，我们成了他取之不尽的欠债人。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后悔极了，是我害了戴伟忠，当初如果我告诉杨伟，你爸早就不在人世了，也许今天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
在采访的三个多小时中，丁梅泪水不止，浑身不住地颤抖。
现在，戴伟忠本人已上诉。律师翟建呼吁：戴伟忠杀子是正当防卫，是无罪的。谁能救戴？那就设法帮助提供那根杨伟带上车子的绳子之线索。本文留下翟建律师电话：021—65602028。
图一：入狱前的戴伟忠
图二：为戴伟忠辩护的明日律师事务所翟建（左）、余增国（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