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市某国防企业的钳工宋某，无端被厂子端掉“饭碗”，来到报社哭诉，但记者同情之余却无能为力了——虽然厂里对他的处理严重违犯《劳动法》，但由于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申诉时效，已无法同工厂论理了，他只有眼看着他十几年工龄被风吹走了。人到中年的他不得不每日在外打工，来养活没有工作的妻子、正在上学的孩子。
问他为什么在接到除名决定后不在法定时限内向劳动仲裁申诉，宋师傅讲由于自己过去工作环境尚好，怕打官司得罪领导，于是选择了找领导说好话，托人求情的路子。就在这一托两求中，时间一天天无情过去，致使自己的合法权益付诸东流。
而与此类似的还有一例，某木材厂效益欠佳准备搞兼并，准备开职代会讨论，由于不发工资谁也不想当职工代表，于是一些吊儿郎当的人充起了职工代表，他们抱着上级让怎弄就怎弄的态度，为一顿免费的“羊肉泡馍”，放弃了自己的监督审议权利。结果，厂子千万元资产被人以“职代会”审议通过而冠冕堂皇地以几十万元卖掉。如梦初醒的职工们这时才前去阻拦，且诉诸于法庭，但也只是落了个申诉被裁定驳回的结局。
类似问题，不胜枚举。听得多了，见得多了，作为工人报记者心中顿生一种类似“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酸楚感。
然而仔细想想这些哭笑不得问题的出现，并不能完全归罪于职工自身。解放以后的几十年里，我们上上下下一直宣传的是爱厂如家之类的教育，奉行的是“我是一块砖，党叫怎搬就怎搬”，包括工会组织再内都是要求职工“多快好省”干活，在这种集体主义观念关照下，个人这颗“螺丝钉”只能发，不能索取，久而久之，职工的个性、维权意识自然萎缩，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集体无意识”现状。因而要求职工能迅速转变观念确有“强人所难”之嫌。
但是正象“法律不相信眼泪”一样，市场经济的残酷律条同样不容许人情存在。这就要求人们迅速摆脱计划经济陈旧思维的束缚，善于学习我们曾经陌生的东西，善于运用法律享受赋予每个公民的正当权利，去做法律允许做的一切事，维护法律容件维护的一切合法权利。而当自己权利受侵害的时候敢于说“不”，当别人胡作非为时能够挺身相助。
事实上，近年来不少职工已经在“该出手时就出手”了，他们在职代会上当仁不让抒发自己的见解，在选举上不再是“投票机器”，直至将侵害自己权利的厂长、县长、公安局长这些威风八而的政要们推上了被告席，讨回了公道。既使在现行体制下，一些“舍身求法”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赢得正义的伸张，但也无需气馁。法制和民主建设的路是漫长曲折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众人齐心一致，方能在荒野中拓出大道来。
由于不懂法，延误丧失权利；不明理，随意放弃权利，让坏人钻了空子的悲剧在短期中杜绝尚不现实。要避免它的重演就要象“国际歌”中唱出的那样“要靠我们自己”！
工友们，权利不可轻言放弃，要好好守住我们的田园。
本报记者 郝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