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四喜是某市政工程公司的一名工人，由于完成工程量多，当月按考核指标可获到500元的奖金。但到月底发薪时，从财务科拿到的却是一张公司与某股份公司开办的“度假山庄”的内部股票。被强行人股的工友们一齐去找领导，得到的答复是公司缺周转资金，所以让大伙入了股；如果想按《劳动法》办事的，就放假回家。工友们拿着这张无法兑现的“白条子”，哭笑不得，却又无可奈何！
根据记者的观察，近一个时期以来，类似吕四喜这样，企业搞变相集资，变相克扣职工工资问题时有发生，且花样不断翻新。如宝鸡某单位借口效益欠佳，职工每月仅领到80%工资；汉中某公司声言改制，要大家风险共担，层层收取风险金；一些私企以害怕人才外流为借口，收取八百至二千不等的抵押金，有的还在以质量保证金等名目下，将手伸向劳动者……
记者曾就此事向公安、劳动部门调查，他们认为在这类违反劳动法规，收取名目繁多费用的背后，有些诈骗作案目的，如西安市公安机关曾破获的一个劳务诈骗案，以高薪作诱饵致使数百人上当，案犯捞到20万现金溜之大吉外，但绝大多数单位是一种变相的非法集资行为。
一位国企老总因为本报曾批评其违规集资行为，牢骚满腹。究其原因是由于这些国企包袱沉重，资信程度太差，既使是现有产品有市场，银行也不再冒资金沉淀的风险去放贷给他们。而为了走出低谷，筹措购买原材料恢复生产，又急需大批资金；若公开集资，由于企业债券风险性太大，无人问津；省上去年又出台了制止非法集资的文件，要求对置之不理者予以曝光直至追究企业领导责任，又相对堵死了这一通道。由于银行不给贷，从社会上又弄不来，于是，领导便将一双双索钱之手伸向了职工干瘪的腰包。而“身处屋檐下”的职工们，不得不从低微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双手奉上。
针对传媒批评，职工的抱怨，不管那些国企、私企老总们如何自感怨曲，或因为用于生产便理直气壮，违反劳动法中必须足额按时发放工资，不准克扣挪用的条文，总是错误的，应予纠正也是不容置疑的。与此同时，国企老总也应换换脑筋，职工工资本身即很低微，如果每任领导上任后仅有掏职工口袋一招，也许能集些许小钱，解片刻饥渴，职工由于利益受侵害，缺少生产积极性；两者相比，孰重孰轻当一目了然。再则，有的企业一方面借生产之名掏职工口袋，而领导则天天“革命小酒”不断，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因此上，要从根本上解决变相集资损害职工利益问题，需多方协同方能奏效。一方面劳动、工会方应加大执法力度，树立《劳动法》、《工会法》权威，斩断伸向职工腰包的黑手；而企业自身要多在凝聚士气，加强管理上下功夫，少动职工的歪点子；而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应发挥调控作用，分门别类，一厂一策，对那些产品确有市场、资金确有困难的项目实施必要的专项扶持，搞资金封闭运行，帮他们逐步走出困境。而专政机关对于以诈骗钱财为目的的“皮包公司”、“哄人工厂”则应坚决取缔，无情打击，使之无立足之地。
诚如此，如吕四喜们整日捂着口袋讨生活的工友们脸上才能绽开笑容。
本报记者郝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