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无路可走了，我给你们跪下了！”7月19日，当赵崇昌到报社向记者诉说起多日来讨工资所受的冷遇时，禁不住悲从中来，竟然跪在了地上，令听者义愤填膺。
据赵崇昌讲，今年3月份，他和妻子从老家富平来西安打工，在未央区三桥镇一家叫“西安市未央区恒乐木器厂”的私企干木活。进厂时和老板顾XX口头约定：厂里给包住，实行计件工资，为保证产品质量，干一个月压一个月工资。临近收麦子时，厂子基本无活干。6月29日，厂突然通知开除赵崇昌，两日内必须离厂，否则每月加收80元房租…
赵崇昌觉得既然不要我了，也没啥可值得留恋，结完帐就走人。他向厂方索要拖欠的两个月工资，厂方却要他等到两个月后，产品无质量问题方可领取。赵崇昌认为厂方的作法没道理，产品已经过验收，为什么还要压工资。他向三桥镇工业办反映，工业办协调了几次无果，他又找到当地劳动部门，也被当作皮球踢来踢去；到公安机关求助，人家深表同情却无可奈何；找到几家传媒，但也再无下文。就在被赶出厂子后，赵崇昌又接到父亲患病的消息，便先让妻子先行回家照顾老人。自己虽归心似箭，但拿不到工钱，回家也于事无补。别人听到他的遭遇深表同情，有的甚至劝他采取过激办法，但读过几年书的他深知其中利害，相信社会自有公道在。近20天里，他一边到相关部门投诉，一边靠拣垃圾为生，夜间则在西安东门外地上露宿。
据说，像他这样被欠钱赶出厂外的打工者并非仅有，有些外省的打工者临走还压着上千元。
听了赵崇昌的讲述，记者当即驱车赶往三桥镇。据了解，该厂系江苏靖江顾氏兄弟开办，厂地系租用西安市某中学校办工厂的，在此经营已有十多年了。
厂方负责人顾XX正好在家。他说开除赵崇昌的原因是赵多次违反厂规等问题；欠赵的工资不是不给，质量保修期过后，才能让他领取。在场的赵崇昌当即叫来澄城一位打工者，证明他夜间进入车间是为赶活；并辩称厂方通知干活他并不知晓，厂方实行计件制，他不可能出来打工竟几天什么不干躺着睡懒觉。
记者询问厂方是否与赵签劳动合同，顾老板称是赵不愿签。而赵认为若签合同束缚太多。顾老板让人拿来他们和部分工人签订的合同让记者看，证明他们确与工人签有合同。记者讨过一看，只见这份名为用工协议书的所谓劳动合同，满篇都是对工人的义务要求，厂方的职责则很少涉及；《劳动法》要求的工作时间、报酬则几乎没有提及。便当即指出，该厂对新来职工扣除当月工资收取质保金是变相收取押金，国家不但早就明令禁止，而且有严厉的处罚措施；而自制的劳动合同及随意罚款的厂规，多处与劳动法规相悖。
为了有助于问题解决，记者给顾老板仔细讲解了相关的劳动法规。两小时后，顾老板当场给付了拖欠赵崇昌的700元工资。表示虚心听取记者的建议，今后要着手学习劳动法规，纠正违规行为。
赵崇昌接过工资后，执意要请记者吃饭，大伙忙劝他赶快返乡给父亲看病，免得老家亲人担心牵挂。临行，他向汗流浃背的记者深深鞠了一躬，感激地连说：“谢谢了，真是太谢谢了！”
望着小赵离去的背影，记者并没有如释重负之感。随着用工制度改革，民工大量进城，私企如雨后春笋涌现，如果不建立工会组织，如果相关部门不积极作为，从根本上保障打工者利益，否则的话，纵使记者们有三头六臂放下笔杆越位天天去替人“讨债”，怕也招架不及。若如是，则不知是记者的尴尬，还是社会的悲哀。
■本报记者 郝振宇 焦晓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