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波
十九世纪中叶，合阳县，这块民风纯朴、文化积厚的土地上，“民有强毅果敢之质，而无骄情浮靡之习”。虽然自然条件差了一些，好在百姓们崇勤尚俭、所求不高，年复一年倒也安居乐业、相安无事。如果上天不故意和大家过不去，官府稍能体恤百姓那么一点点，乡亲们宁愿过这样的日子。
乡亲们的期望值按说不高，但要实现却不容易，因为天公以及他们的大老爷，都不是普通黎民们所能设定的。
道光二十七年（1847），春夏大旱，连续两季未降一滴细雨，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庄稼人的生计成了问题。市面上一斗麦子值银三两，价钱是正常年份的十几倍。乡民多以野菜、树叶果腹，道弃婴儿、相扶乞食者，遍见不鲜。
天灾不可怕，若能摊上这么一位“当官为民做主”的唐知县，再大的灾荒挨一挨，也就过去了。合阳的百姓们太倒霉了，沈知县可不是唐知县，他信服的信条是“当官不捞钱，死了白完完”。
面对大灾，知县沈寿曾不但不体恤民瘼，积极赈灾，反而加紧催缴当年赋粮。除此而外，前任知县陈煦任内的“出陈易新”仓麦，亦严督乡民们限期一并缴纳。知县沈寿曾的所作所为，无异于给大灾之年的百姓们雪上加霜，自然激起了民愤，乡民纷纷找知县沈寿曾理论，吁请缓缴赋粮、停缴仓麦。面对群情激愤的乡民们，理屈词穷的沈寿曾支吾其词，半天放不出一个响屁。回过头来，对这帮“刁民”恨得咬牙切齿。事后以乡民聚众叛乱上报，并动手到处缉拿出头的当事人，闹得全县上下鸡飞狗跳、居无宁日……。光在县西的王村，就缉拿了吕青魁等十五人，酷刑拷打之下，其中五人冤死于狱中；路井乡郭家坡村富户郭维元代催里粮，不知为什么，引起了沈知县的不快，沈寿曾借口郭私用朱笔填改了拘票姓名，犯了重罪，将其拘捕系狱。并强索贿银一千三百五十两，方许保释出狱。
知县沈寿曾的逆施倒行，令全县上下群情激愤。“道不平有人铲，事不公有人管”。家住县城槐里（康家后地巷）的康嵘，就是一位刚直不阿，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的生员。闻此，他当下联络受害者家属数人，直至臬司投状控告。不料臬、府、州、县上下作弊，以诬陷罪，将康嵘等人一并系狱。每日大刑威逼，迫使康嵘等就范。后经翰林王凤翔说情，始得出狱。经此折腾，康嵘一干人等已是身心疲惫，家资悉无。幸有义士大荔人段述之资助，康嵘他们才得以继续上京控诉。
在京城，碰壁无数，历经三载，终于将状告到了咸丰皇帝手里。咸丰元年（1851）十二月，咸丰皇帝按陕抚复奏御批：“合阳知县沈寿曾种种妄为，肆行无忌，着杖一百，从重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大荔县令熊兆麟、同州知府李恩继、潼关厅同知凌树棠、潼商道万保、前任臬司严良训，一并交刑部分别议处；受害乡民酌予抚恤。”合阳人民深为康嵘的行为所感动，编写《康嵘告御状》一剧，盛演不衰，流传至今。
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里，百姓深受官宦欺压，自身权利毫无保障。遇有冤抑不平，无法忍受之时，才舍死上告，直至京城，往往这样的一场官司下来，几乎家破人亡，身心俱焚。象康嵘这样的成功者实属万中其一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