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项璟安
唐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造成这种民富国强的大好形势，原因种种，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唐代对外开放的政策。史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对隋盲目排外，不以为然，他曾对侍臣说：“隋炀帝性好猜忌，痛恨胡人，改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有何效益？”贞观四年，西域各国派遣商使来朝，太宗准备亲自迎接，表示重视，大臣魏征却说：“听任外商往来，与边民互市，就可以了。待如上宾，反而不好。”太宗遂止。从此，听任外商自由往来，互市互利，成为唐王朝一项对外政策。
商品经济对外开放，外商大批涌人中土。当时外商主要汇集在以下三个城市。
一是长安（今西安市）。朝廷将长安西市划为外商集中区。这里的外商主要由西域丝路而来。他们有的开“酒店”，借“胡姬”陪酒赚钱；有的办“质库”（当铺），“举质取利”；有的建“波斯邸”，放高利贷发财。更多的是作珠宝木材生意。
二是扬州。扬州依傍运河，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对长安和广州的外商有强烈的吸引力。唐肃宗时，田神功率军大掠扬州，仅大食、波斯的外商就死了几千人，可见扬州外商之多。
三是广州。这里的外商人数最多，主要由海上丝路而来。玄宗时，广州珠江中停泊的婆罗门、波斯、昆仑的商船不知其数，船上，“香药珍宝，积载如山”；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以及白蛮、赤蛮的外商也往来如鲫，争夺生意。唐代广州外商最多时，据估计有10多万人。
唐代的外商大多称为“商胡”，商胡在唐代文献中，亦称“贾胡”、“胡客”、“番商”，而更多的称为“商胡”，主要指大食（古代阿拉伯帝国）、波斯（今伊朗）的穆斯林商人。他们是我国回民的先民。据历史记载，大食曾派了37批使者来唐，个人自发的来唐更多，他们的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与外国通商，给唐王朝带来巨大财富。每年的商税、市税收入，广州市舶使的关税收入，在唐王朝每年的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不法的官吏百姓也趁机发了财。凡在广州做官的，“靡不捆载而还。”安禄山在叛乱之前，曾利用职权，与外商合资经商，每年得“珍货数百万”。定州人何名远，在官府驿站旁开黑店，专以偷袭外商为主，最后，“货财巨万”。官吏的盘剥，经常激起外商反抗。武则天时，昆仑外商刺死广州都督路元睿，然后航海亡命。肃宗时，大食、波斯外商联兵焚掠广州城，刺史韦利见吓得翻城逃走。尽管如此，唐王朝却始终没有改变既定的对外开放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