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屈超耘
自从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问世几百年来，梁山泊的第一代首领、白衣秀士王伦，就以心胸窄狭、不能容人闻名于世。特别是不久前，该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播放，王先生更成了人们诟病的对象，常常把生活中那些妒贤忌能之辈说成是王伦的传人。
说王伦心眼小，目光浅，那倒千真万确。因为他本来只是个不第秀才，文才不足，“又没有十分本事”，只因“山上无老虎”，这才使他这个“猴子”当了大王，坐了头把交椅。于是，命中注定他不能容比自己本领强的人，先是对林冲的入伙疑三虑四，继而对晁盖等好汉不愿接纳。
但是，若把王伦说成是妒贤忌能的坏蛋，把生活中的此等卑劣之徒和其相提并论，显然是过份了，很有点不实事求是。至于李国文先生说的：“王伦之所以被林冲火并，完全是由他自己的行为所致，如果王伦稍微有容人之量，也不至于身首异处。”更是说了过头话，定错了事情的性质。因为，不论从哪方面讲，他都不应该被处死。
作为封建社会坐山落草的山大王，王伦尽管不愿意接纳林冲入伙，但还是采取了颇为得体的“礼送”的办法，而不是冷冰冰地把人拒之门外。他“一面安排酒食，整事筵宴，请林冲赴宴”，“将次终席，叫小喽啰把一个盘子托出五十两白银，两疋紵丝来”，另外一再致歉地说：“柴大官人推荐林教头来敝寨入伙，争奈小寨粮食缺少，屋宇不整，人力寡薄，寻个大寨安身歇马，切勿见怪。”后来，晁盖等人又来了，王伦仍然采取“礼送”的办法，一面饮酒，一面叫人捧来五锭大银，并说：“聊备些薄礼，万望笑留，烦投大寨歇马。”这在800年前的北宋末期，实在算得上知礼知义之举。
要说，这王伦毕竟还是一个老实人，心里没有那么多的阴谋诡计。林冲上山后，他把自己和对方作了对比，认为林非人下之人。因此，婉拒其入伙时，就如实地讲：“我这里是个小去处，如何安着得你。”特别是面对晁盖，他更是实话实说：“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山水，如何安得许多真龙。”“非是敝山不纳众位豪杰，奈缘只为粮少房稀，恐日后误了足下，众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话虽然讲得委惋，却也正好表达了他的真实心声。
和王伦相比，今天一些“资历浅，学问少，本领差，智商低，能力弱，心胸窄，人缘薄，名望逊”的官儿们，实在是差远了。如今的这一类主儿，实足的“武大郎开店”，只喜欢那些各方面均差的奴才，却一点也不欢迎能力强过自己的人才。对于才识过己之士，横挑鼻子竖挑眼，动不动就给人家上纲上线，说人家“不和党保持一致”，（实际上是嫌人家不和自己保持一致）而王伦先生，说到底仅只是不愿林冲、晁盖等入伙，根本没有想打击人家和把人家置于死地的野心。
有人会说，既然知道自己各方面不如人家，就应该顺应潮流，干脆让贤，那不是更高一筹的明智之举吗？这活不能说没理，但要知道，王伦要是能做到这点，那就成了宋江之前的“王江”式的贤者，而不是心胸窄狭、目光短浅的“白衣秀士”了。王伦不是贤者，没有贤者的风范，故尔做不到让贤。何况他只是位阅历不深、能力欠佳的乡村小知识分子，是历史进程中被斗争风浪卷起的偶然原因，才坐上“一把手”位置的。
至于王伦的被林冲火并，并不是说他犯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罪。从某种程度上讲，恰恰反映了中国农民革命的盲动和左倾，说明林冲等人水平的低下。他们不懂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道理，为了争“位子”，就只知道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从这个角度讲，可以说是林冲们负了王伦，而不是王伦负了林冲。再从道德角度讲，地方是人家王伦的，作为客人，人家欢迎你林冲、晁盖，那就留下；人家不欢迎你，就走人嘛！这么大的中国，只要有本事哪里容不得身。现在可好了，人家“礼送”，不但不感谢，反而把人家杀了，天下哪来的这号理？
王伦被杀了，说不了话了，还是让我替他说几句公道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