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邦耀
我上初中时，父亲成了“走资派”，下放到遥远的农村劳动改造去了。全家人仅靠母亲每月38元工资维持生计。那年月，偶尔凭几两肉票买来一点猪肉，二指宽，窄窄的一条，挂在厨房的铁丝上，仿佛挂着一轮太阳。引得我终日口水淋漓。
春节到了。母亲狠了狠心，用仅有的布票扯布为我们几个孩子每人做了一身新衣。于是我们便没有买肉的钱了。
母亲为了让我们高兴，讲起她的童年，她讲她的母亲在过年的时候，怎么做狗肉宴。怎么吃得热火朝天。她讲冬天吃狗肉的好处……我不能让母亲和弟妹们过年没有肉吃，我是家中的男子汉，我必须为他们找到过年吃的肉。于是，我邀了几个要好的同学去打狗。我将同学安排到土坎上，将绳套摆在土坎下的地面上。我向一只大黄狗欺身过去。我心里很害怕，那黄狗太大了，倘若站起来，一定比我还高。我瑟缩着双腿走过去，走过去。我分明觉得，我的背后，闪烁着家人的眼睛。一种比泰山还重的责任感，使我的双腿渐渐有了力量。我掰下一块馒头，向狗发出呼唤：“早早！早早……”黄狗似乎也饿了，毫不犹豫地走过来，吃了。我紧张得气也喘不过来，一边退走，一边扔馍，将狗一步步引向圈套。最后，我把整整半个馒头掰碎，放在圆圆的绳套中间……。黄狗终于走到绳套旁边了，俯首吃馍之前，它望了望我。那眼神是信任的，友好的。我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怜悯，黄狗已经俯首吃馍了，我却下不去手了。倒是躲在坎上的同学呐喊：“董邦耀，快套！”同学们呼唤回了我的使命，也呼唤回了我的勇气。我倏地俯身，轻轻拾起绳套，在黄狗低头吃最后一块馒头时，我闪电般将绳套套上了黄狗的脖子。我扬起手臂拼命呐喊一声：
“拉绳子！快！”
那天，我背回狗的两条后腿，还有一张狗皮。
母亲吃了一惊：你怎么能打人家的狗？！
我说是没有人家的野狗。母亲叹息一声，说再不要打狗了。不好。
次日，我将狗皮卖给收破烂的老谢头。他给了5块钱。我紧紧地攥着钱，飞也似地奔跑回家，双手将钱捧到母亲面前：“妈，钱！”
我从来也没有这样自豪过。
因为狗肉，我们家过了一个丰盛而欢乐的春节。母亲烹调得非常仔细，将一种狗肉做成炖狗肉，红烧狗肉，凉拌狗肉，狗肉饺子，狗肉包子。母亲还特地花五毛钱买了一盒鞭炮，给我分得多，给弟弟分得少。于是春节在狗肉香中，在爆竹声中，在母亲的笑容中，在我和弟弟妹妹们的欢叫声中，悠悠地走过了大年初一。晚上躺在床上，我忽然觉得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是一个铮铮的男子汉了。
黑暗中，我听见母亲叹息说，你爸要是在家就好了。
我翻身起来，说明天我就把狗皮钱跟肉票、烟票给我爸寄去，叫我爸也吃上肉。
母亲说，你长大了，懂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