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纺织工人，饭后茶余，唯一的爱好就是叭在桌上烹文煮字。所思所想跃然纸上，或讴歌时尚，或痛斥陋习，或有感而发。那字里行间，既有丰收的喜悦，也有难以摆脱的烦恼。写得多了，便在友人的指点下投寄给报刊社，有的侥幸变成了铅字，渐渐地小有名气，也就时常弄出一些不知是喜还是悲的故事来。
那年秋天，西北一家刊社寄来一份大红证书：我的一篇小说获奖并被收入某某文集，要求出资购书10册。惊喜之余还有些想不通，怎么获了奖不但没有奖金，还反倒要我掏钱购书呢？不久，北京一家报社的牛皮纸信封又送到了我的手中：我被聘为该报的“特约撰稿人”。一纸聘书，着实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按照要求，我订了报纸，又寄去“特约撰稿人”须交纳的所有费用，一张《采访证》飘然而至。在以后的两年中，尽管我寄出的稿件在别的报刊上不断刊发，却始终未能在这张任“特约撰稿人”的报上露过一次脸。
一位年轻小伙冒着酷暑找到了我的工作单位，毕恭毕敬地先称我为“周老师”，后来又叫我“周叔叔”，并拿出身份证来证明他的确不是坏人。小伙侃侃而谈，说起我的那些作品来如数家珍，那些写得好那些又写得不好，那些写法不适，那些写得深度不够，说得我直冒冷汗，恨不得地上有个窟窿，好让我钻进去。天色渐晚，小伙面露难色，惴惴不安地说想求帮个忙：在来的路上把钱丢了，想借三五元钱回家时搭车用。我不加思索便给了他二十元钱，小伙千恩万谢地再三说，一回去就把钱给我寄来。可到如今已三年过去了，我这位“贤侄”却一直未能把钱还来。
在报刊上露脸的机会多了，朋友们便说我发财了，喊叫着要我拿出稿费来请客。一位朋友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可千万别忘了纳税呵。还有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也找上门来，或为晋级评职称写论文要我捉刀，或为自我吹嘘寻我撰稿，也有为打官司找我诉状。最绝的是原告和被告同时找来，在我家中舌枪唇剑，演绎了一场叫我哭笑不得的“双雄会”，也让左邻右舍们大饱眼福。
唉，伙计你说说看，这投稿的故事，到底是喜还是悲呢？ （周宁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