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色交易成为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当性交易已演化为行贿、受贿的一种内容，“性贿赂”作为世人关注的话题，已被纳入法律视野。面对愈演愈烈的包养情妇、授色渔利现象，现行的法律规定显示出自身的空档与盲点。在依法制裁显得似乎苍白无力的情况下，“性贿赂”无疑向法律提出了挑战。
据新闻媒体披露，在广州、深圳等地查处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涉嫌犯罪的官员百分之百包养了“二奶”。深圳沙井信用社原主任邓宝驹不但包“二奶”，还包“三奶”、“四奶”、“五奶”，其中花在“五奶”身上的钱平均每天高达2.3万元。这些贪官猎艳渔色所挥霍的巨额开支，均来源于借助于手中权力所非法聚敛起来的财富。一方渔色，一方谋利，在这一场场交易中，贪官们获得了肉体与感官上的满足，而出卖色相、肉体者则得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或者利用渔色者手中的权力达到自己的其他目的。权色交易对国家和社会的严重危害性，已使它不再是单纯的性交易，而演化为实质上的贿赂。
关于贿赂罪，我国刑法仅规定了受贿、行贿、介绍贿赂三种形式，且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如《刑法》第389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而且我国的法律传统，历来都限定财物为贿赂的方式与手段。但是应当看到，在“性贿赂”中，虽然行贿方行贿的方式与内容不再是财物而是女色，而受贿者所接受的也是女色并非财物，但双方行为的目的与动机都是为了谋求一种不正当的利益。对于“罪”与“非罪”的定义，主要看行为的主观动机和行为的客观危害性。作为一种权色交易，“性贿赂”是以谋求不正当利益为动机的行为，是造成某些国家工作人员滥施职权、以权谋私、非法聚敛财富的直接诱因，是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从这点上来说，“性贿赂”无疑是与贿赂罪性质相同的一种犯罪。
另外，我们还应当看到，“性贿赂”已经超越了道德范畴，并不仅仅是婚外不正当的性行为关系，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性交易”。固然，“性”与人的属性不可分离，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商品或工具。但在性交易中，“性”却具有了商品与工具的功用，带有鲜明而强烈的功利性。在性交易中，充当等值兑换物的是“性”与财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性交易，“性贿赂”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权色交易，充当等值兑换物的是“性”与权力。它以异性间的性行为为贿赂物，通过兑换权力达到谋求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损害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从成克杰到胡长清，从湛江原海关关长到厦门原海关关长，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无不昭示着一场场色相与权力、权力与金钱、金钱与色相的复杂交易，昭示着“性贿赂”与经济犯罪、与腐败息息相关。无论从性质上还是从社会危害程度上来说，“性贿赂”都是极其严重的。作为伴随着腐败现象而出现的一种衍生物，“性贿赂”势必危及国家利益，已到了非依靠法律加以制裁而不可的地步。
去年12月6日，一些法学专家在2000年江苏省刑法学研讨会上呼吁，应尽快把“性贿赂罪”纳入刑法。9天以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后修改法律时应该考虑把“性贿赂罪”纳入刑法。由于目前尚无现成的法律规定，面对法律的空档与盲点，一些“性贿赂”者往往被以“生活作风问题”论处，处以政纪、党纪处分而逃避了法律制裁。因此，人们呼唤法律能尽快作出调整，加大制裁力度，铲除腐败根源，铲除“性贿赂”这一丑恶现象。 ■本报记者 辛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