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项权威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城乡“两栖人”约有8000余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近6%，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社会阶层。在陕西，“两栖一族”已成为搞活城乡经济、促进城乡一体化的生力军。有社会学家称这一奇特的社会景观为“围城现象”。
农村创业天地宽
和当年知识青年下乡不同，如今城里人下乡多为创业。淳化县生态农业示范基地经理张小莉原为该县计生局干部。为了创业大发展，她辞掉工作，先是开饭馆，后又承包土地，建成农业示范基地，现已颇具规模。像张小莉一样放弃城市生活，在农村建农业示范基地的，全省还有近6400多人。
当然，下乡创业者中，多半还是下岗工人。他们抛弃传统的就业观念，坚信“我是我自己的上帝”，到农村广阔的天地里闯荡人生。张香莲原为国营702厂职工，下岗后她把家和孩子带到岐山县大营乡大营村，孩子在村学校上学，自己则联系了本厂和西北机器厂两名下岗工，合伙办养猪场。1997年5月，“三星养猪场”正式挂牌，经过几年开拓实践，猪场越办越火，现已发展到种猪400余头、年收入近20万元的规模。
2000年陕西省总工会表彰的再就业明星中，就有一部分是下岗职工在乡下创业有成者。这些城里人离乡背井，他们不懈的人生追求、坚韧的创业精神、审慎的市场定位、独特的融资方式令农村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通过创业，他们不仅使自己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也带动了当地农民的创业积极性。
农民进城寻宝藏
在城里人下乡之前，一大批先富起来或希望到城里“淘金”的乡下人早早进了城。他们到城里购房，从事季节性农副产品销售；另有一些脑筋活络的，农忙在乡下务农，农闲到城里从事第三产业；更有壮志凌云者，他们依仗雄厚资本，到城里投资，或兴办实体，或建造大厦，通过资本运营的“孵化”，使本已实在的腰包更鼓。如今，在陕西各大城市的角落和各行各业，国有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建筑行业、公交运输行业、饮食服务业、家政服务业以及环卫、保安等行业，无不留下乡下人劳作的身影。
长期“围着锅台转”的乾县农妇，崔玉兰，第一个走出家门干起服装加工业，挣了大钱的她带动乡邻，使全县服装加工遍及20多个乡镇1.5万户，从业人员达5万余人，形成了“龙头摆在市场、龙尾连着千家万户、产供销一条龙”的喜人格局，受此影响，乾县出现了十万农民大军闯市场的浪潮。
1986年，咸阳农民朱建平用借来的2000元起步，继而办起了一个农民“土方队”，通过滚动发展迅速崛起。到如今，他的公司已拥有固定资产1500多万元，年产值超过2000多万元。济青公路、京九铁路、兰新复线等国家重点工程施工也有他们公司参与。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西安市，像他这样搞建筑施工工程的外来农民工就有近30万人。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十几名穷得揭不开锅的富平农民将自家种植的小米骑自行车运到西安，挣几个辛苦钱。不想这支很不起眼的小米贩子生意却越做越大，到今天，以米、面、油、杂粮为一体的粮店遍布西安市城区角角落落，连不少国营大粮店卖的甚至也是富平农民的粮食，从业人数已近万人，由此发迹的百万元户不在少数。
一个个活生生的事例，唤起了祖祖辈辈死守着黄土地的陕西各地农民。一时间，百万陕西农民涌向全国四面八方。这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他们不仅从城市带回了钱财和技术，也带回了现代文明和先进的观念。既改变着自己，同时也影响着家乡人。
改革开放20年形成的宽松的社会背景，打破了城乡界限、户籍壁垒，给两栖人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这种现象，无疑是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市场资源重新配置、公众利益重新调整、人们的价值取向重新定位的一次“洗牌”。
本报记者 刘公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