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代表驻地，不少人大代表正在认真研读国家统计局前几天发布的公报。他们为国民生产总值、外汇储备、进出口总额等指标创下新高而喜悦，更为“九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落差创新低而叫好。
翻开一位代表的笔记本，上面记着密密麻麻的数字，最醒目的一行是：“九五”期间，1996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为9.7%，1999年最低为7.1%，增速高低落差只有2.6个百分点，为九个五年计划的最低。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葛洪升代表对记者感叹道：我们正在改变经济发展中大起大落的毛病，逐步迈入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轨道。
翻阅前八个五年计划，就会发现，有2个五年计划经济增长速度高低落差大于35个百分点，有四个五年计划在10个百分点。落差最大的是第2个五年计划，而“二五”计划三年大跃进，花了5年时间进行调整，重工业产品生产下降了1/3。
葛洪升认为，过去五年国民经济快速平稳的运行，充分显示了党和政府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之强。“九五”初期，我国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党和政府把宏观调控作为首要任务，扭转了通货膨胀的不利局面，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1997年，金融危机波及整个亚洲。我国政府整顿金融秩序、拓宽出口渠道，努力挖掘内部潜力，不但成功地抵御住亚洲金融危机的侵袭，而且为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障碍；“九五”中后期，我国出现了以买方市场为特征的通货紧缩迹象。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难题，党和政府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了经济持续增长。 （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