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秦大地上，有一支专门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的青年志愿者队伍，她的许多动人的事迹为这里的老百姓所传颂，她就是西北政法学院法律服务中心，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和西北政法学院的同学都亲切地称她为“法服”。
“为弱者义务提供法律援助，是我们‘法服’人的职责”。
“法服”的同学喜欢称自己为“法服人”，同时也喜欢别人称自己为“法服”人。“法律援助虽然是一项全新的制度，但‘法服’从建立伊始就致力于为群众提供义务的法律援助，如义务咨询、代写诉状、代理案件等”，“法服”主任刘光勇告诉记者，虽然同学们面临着时间有限、资金不足等困难，但他们还是力排众阻，凭着满腔热情和对公平、正义的信仰，不计名利，不计得失，尽全力为群众代写诉状，代理案件。
1996年，长安县一农民遭村干部无理殴打致残，因家境困难，请不起律师，屡次上告均无结果，当他拄着拐杖，拖着残腿来到法律服务中心求援时，“法服”成员震惊了，他们立即行动，组织会员集体捐资，并号召全院师生募捐，又联系新闻单位对此事曝光，后又专门组织人员为其代理案件，由基层法院一直上诉至省高院，最终使这个拖了两三年的案子胜诉。
1997年12月上旬，西安交大职院一个女孩向“法服”发来一封沉甸甸的求助信。求助者叫袁列娟，来自宝鸡农村，1994年，她参加了中专考试，却终未等到自己期盼的录取通知书，三年后，已考入交大职院的袁列娟在假期回家时，无意中发现当年自己的录取通知书被人截留且被人冒名顶替上学的真相后，她愤怒了，但她向省、市教委及该中专学校多次投诉均无效，不得已，袁列娟给“法服”发来了求助信。“法服”成员立即行动，四处奔波，先后前往陕西省教委、招生办、该中专学校询问有关规定和情况，由于校方不积极配合，“法服”成员屡碰钉子。但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法服”成员的努力下1997年12月31日，“法服”终于和校方达成协议，学校正式清退冒名顶替者。
1999年，钟表研究所的病退职工李国桢，在上海探亲时心脏病突发，其妻与单位商议在上海医治，单位给报销医疗费的80%。但是李国桢回到西安后又病倒了，这次的医疗费用单位虽再予报销，但是提出由于上次不符合单位医疗报销的原则，因此收回上次报销费用，只给报销这次的费用，否则不予报销。“法服”听到这位当事人的求助后，帮助其申请劳动仲裁，经过几次反复，终于在法院的调解下，达成了新的协议。然而，单位又不予执行，“法服”人又帮他申请强制执行，最终使这位老职工的利益得到保障。
1984年10月成立起来的“法服”，至今已有17个年头。17年来，“法服”坚持“以我所学、服务社会”的宗旨，先后在省内外进行大型法律咨询720多次；接待群众3万多人次；举办法律讲座120余次，解答来信3万余封，代写各类法律文书700余份，代理各类案件400多起。
“法服”人的付出，得到的回报是挂满墙壁的那一面面锦旗，应该说不仅仅是这些。“法服”援助部的一名援助员在前不久到咸阳去办案，在一辆出租车上与司机聊了起来，当这位司机得知他就是代理轰动一时的“麻旦旦一案”时，当即表示不收他的钱。司机的举动令这位援助员感动不已。
“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要看其改革的广度；看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要看其法律援助事业开展的广度和深度。——转引自一权威人士观点”。这段话是记者在“法服”简介的封皮上看到的。这段话让记者心潮汹涌。
当记者看到“法服”人为来访群众四处奔波时，记者明白了这段话在“法服”人心中的位置。
“法服”虽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同样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和挑战。在时间和精力上，由于“法服”成员基本上都是在校学生，如何更好地利用课余时间，如何保证代理的案件及时调查取证、出庭应诉等，是需要精心安排的；在经费上，由于目前所有的援助经费基本上都是来自会员交纳的会费，各方面的赞助又比较少，向当事人收取最低限度的代理费又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到“法服”请求法律援助的当事人一天比一天多，如何筹集更多的法律援助经费，是解决法律援助“瓶颈”问题的关键；在法律地位上，法律服务中心应当得到司法及司法行政机关的明确认可，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调查取证、出庭应诉等问题；……
“法服”主任刘光勇告诉记者：“法服’尽管面临种种困难和挑战，但是，机遇和各种支持力量是主要的”。他们有信心，有胆识，有能力，为“依法治国”目标的早日实现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记者 邰荣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