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淑娟
听到华人高行健获颁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欣喜万分。不论高行健现身居何地，他毕竟是华人。同是华人，怎能不为之欣喜？然而拜读了他的代表作《灵山》后，那种兴奋心情骤然冷却了。这本被推崇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并不怎么优秀。在现今中国能写出这等水平作品的作家确实不乏其人。
对于高行健获诺贝尔奖的个中原由，笔者不想去探讨。及至从网上看了高行健的《自述》、《答谢词》和题为《文学的理由》的演讲等言论，发现全文充斥着对中国政府的控诉，诸如“人们很难想像（中共）现政权还在向精神施加的淫威。”等语，使我顿生反感。继而感到高行健先生实在是可悲的。
中文作品在中华大地上却没有市场，其可悲之一。
《高行健自述》中说：“我想这个奖不会使我的作品在中国也得到承认。”实在是说到了点子上。
高行健先生在中国那特殊的时代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笔者也深为同情。不过当时受不公正待遇的，岂止高行健一人。国家主席刘少奇、元帅彭德怀均被迫害致死。这段历史是民族的创伤，谁也不会以此为荣。但是中国共产党对当年的冤假错案早已予以平反昭雪，这是有目共睹的。现在的中国正处于政治开明、经济发展的时期，而高行健先生却对此视而不见，仍抓着过去的小辫子不放，竭尽全力地丑化中国的形象，不遗余力地抨击中国当局，这样的作品怎能被国人接受！
一个作家的中文作品在中华大地上没有市场，其作者岂不可悲。
自比屈原反而显露出卑劣，其可悲之二。
高行健先生在题为《文学的理由》的演讲中说：“作家倘若想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从屈原到但丁……”
屈原和但丁都是被“流放”，并非“逃亡”。不知高先生是不了解史实，还是欲盖弥彰。
屈原是中国最早的伟大诗人。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当秦国攻破楚国首都郢之后，他痛感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政治理想已不能实现，愤而投汨罗江自尽。这是华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高先生把自己的“逃亡”和屈原相比，或许是要抬高一下身价，以博得华人圈的敬仰。可是却又口口声声痛骂祖国，说什么中国带给他的只是恶梦，他已将中国从他的记忆中抹去。这样一个背弃祖国的人，也想与屈原相提并论，岂不是痴人说梦。
自相矛盾的言行，令人对其品格生疑，其可悲之三。
高行健先生说：“文学要维护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成为政治的工具”（《文学的理由》），但却利用文学作品和演讲、记者访谈等一切机会，大讲中国政府对他的“残酷压制”，极力丑化中国。
他在《文学的理由》中说：“文学并非愤怒的呐喊，而且还不能把个人的愤怒变成控诉。”但是，却同时在该文中以极大的篇幅控诉中国政府当年施加在他身上的迫害。其言行如此自相矛盾，不能不令人对其品格生疑。
高先生因此而遭鄙视，实在可悲。
其作品难流传于世，其可悲之四。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无论文武，没有一个受尊敬的伟大人物是不爱国的。在华文的书架上，也没有一本文学巨著的作者是不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虽是一员武将，但他的一首《满江红》却流传至今。而秦桧虽是状元及第，当了十九年宰相，却无片纸流传。不一定是他没有作品，而是人民不买他的帐。
高先生说：“每一个作家在书架上都有他的位置，只要还有读者来阅读，他就活了。”（《文学的理由》）反之，没有读者，自然他就死了。
似高行健这等背弃祖国的人，其作品怎会被有头脑的世人赏识？其作品自然很难流传于世，不意竟得了诺贝尔奖，自然，人们也怀疑诺贝尔文学奖的公正性。 （寄自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