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归宿越简单越好，我死了以后遗体捐献给医院，任由医院怎么处置……”75岁的延光厂退休工程师汤亦新表述他的这番心愿时，全然忘了正在打吊针，他的右手不由自主的上扬下放，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担心针头滑落。其实，汤亦新的遗体捐赠申请已获得了批准，当他拿到第四军医大学病理学教研室登记接受站签发的编号为6、7号的西安市公民生前志愿捐献自身遗体登记表时，表情相当平静，他的妻子徐学仁也同样取得了申请表。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家庭。早在90年代初汤亦新老人就萌发了死后捐赠遗体的想法，可当他向单位领导提出这个“要求”时，大家犯了难，上哪去找这样的地方，此事不了了之。
后来汤亦新听说第四军医大学接受捐赠，不顾高龄，开始了奔波，此时他的妻子已患了癌症，要求把她也算上，去世后遗体供病理研究。
说起无偿捐献遗体，汤老说，人生的经历让他淡视名利，何况身后事。解放前，他在国民党的航空公司任机械师，1949年两航公司（中国、中央航空公司）员工宣布起义，他和同事们分批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先后在太原、西安等地工作，中间尽管有些不如意，甚至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可他总认为没什么过不去的坎。1985年他从延光厂退休，闲暇之余，总在回顾人生，他看不惯奢侈靡华，总想着身后事越简单越好。当时汤老给退休办领导写过申请，提出了四条，他过世后一不出讣告；二不接受礼品；三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四不留骨灰。他还特别提出过世后，谁一定要送礼，就送给希望小学。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汤老仍不忘祖国的医学事业，他动情地告诉在场者，中国的医学院，平均4个大学生解剖一具尸体，原因就是尸体来源太少。许多国民宁愿火葬甚至土葬也不愿捐献遗体。在国外，一个医学院大学生平均要解剖4例尸体，外国人的思想观念要比国人开放得多。在国内，沿海大中型城市市民又比内陆人士开明。谈起一些人为自己或亲人修建豪坟，汤老气愤地说出了两个字“无聊”。 本报记者 赵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