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屈超耘
十二年前，有人在报纸上写文章，斥责邓廷桢是“风派”人物。说他在两广总督任上，对鸦片实行“弛禁”政策，只三年功夫，弄得海关形同虚设。只是闻知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要来广州，这才一反常态，提前行动，缉私烟贩。为此我写《邓廷桢不失为一个大写的人》反驳，说邓公是“风派”的人，忽略了一个铁的事实，即他在整个禁烟和“鸦片战争”中的表现和作为。文章投寄多处，均被编辑先生处以囚刑。十一年后，我把文稿易名为《想起了邓廷桢》寄某省城大报，发表后并获了奖。只是见报后的文章，删掉“弛禁”事项，使邓成为一个完美的人物，亦属憾事。电影巨片《鸦片战争》上映后，有人说邓廷桢是个行私受贿者，并说十二年前就有文章说他是“风派”的事。看来，如何对待这个历史人物，实在还有讨论的必要。
对尊者不必讳言过失。实事求是地讲，邓廷桢开初任两广总督时，在禁烟问题上，确实是有错误的。他赞同许乃济的“弛禁”主张，认为“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导致广东沿海一带鸦片贸易泛滥。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继续多长时间，后来他受朱嶟等人严禁的影响，加上自己亲眼目睹鸦片祸害之烈，便于1837年变“弛禁”为严禁。接着，又和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人一起，整顿海关，加强防务并身体力行。“无分雨夜，加强巡查”，“奋勇兴擒，尽法惩办。”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是1839年元月从北京附近的良乡出发的。这说明远在林赴广州前近二年，邓就大搞严禁了，根本不存在闻知林将到广州而一反常态禁烟的事。而且，林公到穗后，邓公与其密切配合，“虎门销烟”这幕著名历史活剧，就是二公联袂“导演”并亲赴现场指挥的。
公元1840年，邓廷桢调任闽浙总督，仍然对鸦片实行严禁政策。特别是加强海防，巩固海疆，下了很大功夫，并于厦门附近的官涌山梁上，十天内击退英军的六次进攻，立了大功，后来，由于受投降派的诬陷，与林则徐同时被朝廷革职，发配新疆伊犁。在伊犁，他仍然忧国忧民，表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的伟大情怀。
当前，社会舆论的焦点，是邓廷桢在对鸦片“弛禁”过程中是否有纳贿行为上。影片《鸦片战争》对邓尽管有所抑，但也没有公开说他贪赃枉法。关于这一点，十二年前那篇公开斥邓为“风派”的文章，倒是说他大受外国鸦片商人之贿，并引用了当时人攻击他的诗：“名为圣主除秕政，实为聚敛肥私门。行看罂粟禁绝日，天网恢恢早及君。”然而，《清史稿·邓廷桢传》认为，那是“奸民因失业，编腾蜚语”，并引用邓公给道光皇帝的疏陈：“臣缉惩鸦片，三载于兹。豪猾之徒，刑僇逋逃，身家既失，怨〓言遂兴……诬以纳贿，目以营私……无非为烟匪泄愤。”皇帝很相信他的辩白，“诏勉慰之”。所有这些均说明，仅凭因实行过一段“弛禁”的错误政策，就给他戴上“风派”或“贪官”的帽子，是站不住脚的。至于在“弛禁”期间，其他官员贪贿，那肯定大量存在，但那是另外一回事。
邓廷桢少贫，曾于室中署联以自警云：满盘打算，绝无半点生机，饿死不如读死；仔细思量，仍有一条出路，文通即是运通。”后中进士。从1801年被朝廷授编修时起，到1846年死在陕西巡抚任上止，45载官场生涯，政声颇著，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前后立有大功。且在为官之余，笔耕不辍，著作颇丰，尤精音韵之学，有《双观斋诗抄》等遗世。尽管在人生的旅途中，曾犯过错误，但瑕不掩瑜，邓廷桢仍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应该大写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