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云青
“好人没好报”，这说法不是杜撰的，古今中外，例证无穷。李昌平就是个典型。
李昌平何许人？曾任湖北坚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经济学硕士，38岁，2000年2月10日，他经过3个月的思想斗争，含泪给国务院写了“建国以来坚利县影响最大的一封信”，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当前农村、农业、农民存在的问题。然后，经过一场“痛苦而尖锐的改革”，完成了省、市、县交给他的改革任务。谁能料到，2000年9月16日，他辞职了。
为此，笔者写过一篇小文《“李昌平”不能走》。文末说：“李昌平这样的干部该不该辞职？有关领导是否积极作了挽留工作？李昌平继续工作‘对工作不利’指的是哪些人和事？李昌平辞职带走了‘哪些矛盾’？这都是很‘深刻的东西’，作为‘有关领导’应当正视并予以解决。否则，由此想开去，中国各行各业的改革，再出现‘李昌平’式的人物，也要遭‘辞职’的下场吗？那谁还敢作改革的‘带头人’？敢打改革的‘保卫战’？我关心坚利县棋盘乡的改革成果，我更关心‘李昌平’式的改革人物的命运。”
一年过去了，作为“《南方周末》2000年度人物”的李昌平，命运如何？记者黄广明报道——李昌平：下海一年，在两家公司打工后，他选择了北上从文的道路。
只是，打工期间，李昌平想的、写的还是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并在全国政经类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他还以《农民问题——中国问题的本质》、《为农民享有同等国民待遇鼓与呼》、《解放农民——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为题，在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大、中国农大、华中科大、以及北大……等几十所高校作演讲。这期间，他还反思了自己17年的基层官员生涯。他说：“作为一个兵，我是有功的，作为一个官，我是有过的。”他承认：在官场混了多年，时常有身不由己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代表干部承诺‘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但实际上往往流于空谈，我们索取的太多，给农民的太少。”他急呼：“当务之急是给农民‘国民待遇’。”
所谓“从文的道路”是指：过两天，他要北上履新，在北京一家政经类杂志做编辑去了。
李昌平上述一年的经历，在我看来，就是“好人没好报”。何以这样说？因为，李昌平是农民的忠实代言人，是农业战线的改革家，他应当受到上级的保护，在棋盘乡，甚至“更上一层官”，为农村的改革事业，继续战斗下去。然而，不难想出而又很难说出的原因，使他辞职了，落得“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农”……李昌平面对即将上任的“编辑”工作，是怎样的心态？请听他的肺腑之言：“我不会走上纯学术研究这条路，我的理论基础不够，但我有底层经验，我认为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是‘行动’和生活战斗在‘改革一线的理论工作者’。”这就是李昌平对自己的“下场”（编辑工作）的否定。
李昌平下海一年的工作（打工，从文）是个“悲剧”。共产党人最讲认真，应当有个“组织”，统计一下，改革以来，各行各业，中国有多少这类的“悲剧”——“好人没好报”？并请所有的“悲剧人物”踏上胜任愉快的岗位。果真如此，中国最广大干部的“人气”，才真真是满负荷地火旺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