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鉴
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我不由想起了三祖父蔼如先生。我祖父弟兄五人，蔼如先生排行老三。虽然我从小到20岁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他身边，但他从不向晚辈谈他过去的事。我只是从村中老人的口里才知道一鳞半爪，后来，从《临潼县志》和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的《辛亥革命在陕西》、《陕西靖国军》等书籍中才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
先生1880年生于临潼县油槐乡北缑村。据县志记载，当时家中贫困，曾祖父在外为人打工。先生幼时跟着母亲从事田间劳作，稍长，即入私塾苦心读书，后应岁考为庠生，又进西安高等学堂学习新学。当时外强入侵，内政腐败，国势日衰，先生遂产生救国救民思想。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与曹印侯、郭希仁等在西安设“丽泽馆”治学办刊宣传革命思想并加入“同盟会”，此后革命意志更为坚定。宣统三年（1911）八月，他与曹印侯密赴渭北家乡招兵起事，九月初夜奔县城，赶走清朝县令，光复临潼。十一月初，清陕甘总督长庚和前任总督升允率一万二千兵马反扑，并迅速占领千、陇。危机之中先生与曹印侯主动请缨，带领一千二百余临潼子弟组成“敢死队”西援凤翔。因敢死队没有枪支，都提着铡刀上阵，又被称为铡刀队。面对强敌，他们横冲直闯，奋勇砍杀，鼓起了凤翔军民的士气，在三个月中，血战三十余次，“力挫强敌，终保危城而屏障关中。”1912年曹印侯在武汉密谋二次革命陷入牢狱，他百般营救出狱。后印侯不幸英年早逝于杭州，先生又与同人扶柩归葬于华山。在华山守灵讲学时与续范亭、邓宝珊、史可轩等举义，共商讨袁大计。1917年，袁世凯党羽陈树藩控制陕西，陕西革命党人创建靖国军，因实力不足，在危难之时，先生受命北上绥远，南下云南，请来友军援陕。1924年，他随胡景翼联合冯玉祥、孙岳在北京执曹锟逐溥仪，大败吴佩孚，成立国民军共迎中山先生北上，时先生任国民二军总参议。1926年西安解围后，冯玉祥率军参加北伐，于佑任为国民军驻陕联军总司令，先生在军中参谋与之共商定陕支援北伐大计。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故乡建校讲学，发展教育。“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将他迎至西安共商善后事宜，并为十七路军讲“孙子兵法”。1943年，于佑任认为先生德高望重，提请行政院任他为省政府委员，他非常认真，开会时常提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建议。当时的省主席祝绍周对他的建议表面尊重，实则一意孤行，他感到在其位而不能为国为民有所贡献，不久即辞职回乡。
他目睹国民党倒行逆施，官场黑暗腐败，人民日益困苦，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三十年代他就接触马列主义学说，并在家乡田市镇为青年讲《唯物史观要义》。他对进步青年特别关心爱护，抗战时期共产党员冯登先、杨耀先等人被捕关押在富平监狱，经他营救始得脱险。先生一生重视教育，先后在家乡建校三所，自己却没有积蓄，始终过着常人的艰苦生活。我上中学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仍然下地拾麦子，看到浪费现象，就很不高兴。
先生一生为国为民，热爱革命，不求名利，严于律己，淡泊自守，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1964年，我到省城上学，每当寒暑假回家，他总要让我坐在他的身边，为我讲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讲巴黎公社。解放后，他一直担任省政协委员、省文史馆馆员，积极参加国家建设，1968年，先生以88岁高龄病逝，因值动乱，草率而葬，后来竟找不到墓址。今年正值辛亥革命90周年，不意村人挖土时发现先生棺木，莫非先生在天有灵！
在举国纪念辛亥革命的今天，我写这些文字，以先生的精神自勉，也以此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