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谢绝了一切采访和旁听，但当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10月24日不公开开庭审理全国首例性骚扰案时，依然吸引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不堪老总骚扰，一怒走上公堂的童女士，一时间成了古城西安老百姓谈论的热点之一。
曾几何时，国人对性骚扰一词还很陌生，人们习惯于用“耍流氓”来指异性对他人进行有性倾向的身体接触式语言侵犯。直到近几年，人们才逐渐获悉来自西方“性骚扰”这个舶来品。但由于国人谈性色变的国民性，特别是女性在遇到性骚扰时，往往一忍再忍，加之立法缺无，只得“牙打了和血往肚里吞”，万不得已难以启齿。
此次敢于走上法庭的女职员童某，现年近30岁，是西安一家省属国企的职工，在单位办公室从事内勤工作，被她推到被告席的是她的顶头上司——公司总经理。据她诉称，早在七年前，这位老总就以将她调到好岗位作为诱饵，在办公室内对她动手动脚。遭她严辞斥责后，经理不但不予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在不同的场合对她进行骚扰，甚至要她外出去酒店开房。
虽然，对于总经理的无理要求，她每每严辞拒绝，但这位经理却恃仗有权，经常在工作中处处刁难，无故随意克扣她的福利和奖金，加之她身体不好，上班度日如年，致使多次受气昏倒。但这位经理仍不放过她，以恐吓利诱等手段欲要挟她就范。
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记者采访时，童女士讲述了她为打这场官司遇到的心酸：几年间她也曾忍气吞声，苦苦煎熬，每日上班度日如年，人也憔悴许多。起诉前担心人们流言飞语，始终难以鼓起勇气。毕竟，以前国内没有人为这种事走上诉讼道路。当她7月初将起诉书呈送到法院后，又承受了来自家庭、社会的各种压力。在她休病假结束去上班时，公司又找借口不让她去上班，还有人给她作“思想工作”，让她撤诉。
在种种压力面前，历经几年“骚扰”的童女士反而坚强起来。她表示：“我虽然是第一个起诉性骚扰的人，但我绝不会是惟一的起诉者，相信其他受到性骚扰侵害的人也会象我一样勇敢地站起来，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为童女士担任辩护的陕西九州同律师事务所马强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因目前我国尚没有反性骚方面的具体法规，加之性骚扰的发生具有隐蔽性，例如在公交车上，医院诊断室，办公室内，很难引起旁人的注意；加之受害者往往与加害者有上下级、利益关系，加之传统观念的影响，受害者往往只能求助于领导、工会、妇联、共青团等，或者干脆忍气吞声，最终的结果则往往不了了之。而且性骚扰由于本身的隐敝性，取证非常困难。但就童女士一案而言，他们已拥有充足的证据，所以他们对打赢此案还是充满信心的。当然最终结果，还要看法院的裁决。
据了解，国外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早已有关于反性骚扰的法规。虽然性骚扰在中国并不少见，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法规，致使不少受害者求告无门。全国人大也曾进行过讨论，但因为缺少实践积累，最终认为立法时机不成熟，至今在立法方面尚无进展。对此，相关法学专家认为，不妨先在和公民人身权利相关的法律中进行“分散立法”，例如在公司法、教师法、医师法等法规中进行补充，明确禁止性骚扰行为。
我们等待着全国首例性骚扰案的终结，也呼唤着中国反性骚扰法规的及早出台。
■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