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钟哲
一次周末，母亲用蚂蚱菜摊煎饼，又用扫帚菜的嫩叶蒸圪塔，佐以蒜泥和几味调料混而合之的醋汁，从西安回来的女儿吃时馋涎欲滴赞不绝口，说是绝对正宗的绿色食品。我就弄不明白，两种野菜，既非奇珍盛馔，更非满汉全席，何必为此馋态可掬呢。
仔细琢磨，我对野蔌之类所以淡漠，盖因早已吃多吃怕了的缘故。三十年前的那次自然灾害发生时，我正是十多岁的少年，当时，真不知哪根筋抽的，连城镇居民也吃起了集体食堂。一次吃米饭，里边混有很多煤渣，据说是运输时污染所致。面对已经蒸熟盛进碗中且还定量供应的饭食，真让我欲食不行，欲罢不能，就差面碗而泣了。记得当时，大姐的儿子放在我家，家里哪里又有什么滋补营养品，为了不使他饿肚子，我们每次从食堂领回“扛子馍”，都要先切下一头给他留下，剩下的为塞饱肚子，就揉成馍花拌以野菜，其味苦涩，难以下咽。记忆中，我那时读书之外的主要任务就是挖野菜，灰条、刺棘、苦蓿，是我猎取的主要对象，苜蓿、蔓青之类，有时是要悄悄为之的。当时，饿字当头，因饿而采，愈饿愈采，直到困难时期已过，我家竟还有几大筐晒干的野菜不敢丢弃。说来有趣，当年有一种熟饪新招叫“南瓜盖被”。做时先把南瓜切块，置于锅中，放盐加水，然后再把擀好的面整块覆盖其上，用火煮熟，此种方法，曾当作节粮妙招而大加推广。
这也难怪，那时政府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政策，连伟人都同甘共苦，倡导“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何况布衣小民呢。那时不仅缺粮，与粮有关的煤也供不应求，我和大姐夫拉着架子车从西安往三原家中送煤，走豁口，过渭河，一百多里，几乎走了一天。现在家里做饭，淘米舀面，谁不是凭感觉估摸，可那时谁敢估摸，每月二十多斤定量，为避免寅吃卯粮，不少人家增添衡器，我家的一根杆秤，即是那时炊事辅具。
我有一个做厂长的朋友，电视台为制作节目，记者到他家的餐桌上现场采访。他说起改革开放前的一件往事：那时凭票买回来的一点肉舍不得一次吃完，就切丁炒成臊子，吃面时调上一点，没想到天热，几天后臊子生蛆变质，只得忍痛倒掉，此事让他心疼了好长时间。记者于是就问：为啥不买个冰箱？这记者大约也和我的女儿一样年轻，他忽略了一个事实，三十几年前，中国的普通百姓，几人有过冰箱的概念？
别说是冰箱，为买几斤豆腐，我曾半夜爬起来去蔬菜公司门前排队，买回来煮熟后放在院子的石头上让刺骨的北风进行冷冻“加工”，以后熬菜时放上几块以打牙祭。也许有过这些经历，每当看到孩子在餐桌上挑三拣四或抛洒饭粒时，就免不了嘟噜一句“没饿到皮上”，可在心底深处，还是羡慕他们生逢其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