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新格
钱钟书是现代著名的学者、作家、诗人。开蒙于过嗣的伯父，七八岁便能阅读家中的藏书，十四岁贪婪地浏览了大批通俗文学杂志。考入大学西洋文学系后，喜欢博览中西图书。留学英法回国后先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蓝田师范学院教授。五十年代初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典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平生喜爱读书，“只要有书可读，别无所求”，人谓“书痴”。著有《管锥编》、《谈艺录》、《围城》等。《围城》在四十年代出版后，倾倒读书人，当时有“交谈不说《围城》记，纵读诗书也枉然”之说。另有小说集、散文集、学术著作等。
追本求源读书法是读书时发现问题，联系多种读物，经过分析、比较、求证、最后求得解决问题的读书方法。钱钟书的成就，同他这种高明的读书方法是分不开的。
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批评毛奇龄错评苏轼的诗句。苏轼诗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毛奇龄评道：“定该鸭先知，难道鹅不知道吗？”袁枚很生气，认为照毛奇龄的看法，那《诗经》里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也是错误的，难道只能雎鸠，没有斑鸠吗？”袁枚和毛奇龄这场笔墨官司，谁是谁非，一般人看看也就过去了，但钱钟书不这样看。
钱钟书找出了《西河诗话》卷五来，要看看毛奇龄原话到底是怎么说的。毛奇龄的原意是：苏轼诗是摹仿唐诗“花间觅路鸟先知”句，但摹仿得很拙劣。人在寻路，鸟熟悉花间的路，所以鸟比人先知，而水中动物都能感觉出冷暖，苏轼说只有鸭先知，就不对了。
莫非是苏轼的诗句弄错了，钱钟书并不罢休。他又找来苏轼的原诗《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原来苏轼是题一幅画，画面上有竹子、桃花、春江、鸭子，所以写“鸭先知”。看来，苏轼并没错，还是毛奇龄错了。
为了进一步将问题弄清楚，钱钟书又查出了唐人张渭的原作《春园家宴》：“竹里行厨人不见，花间觅路鸟先知。”人在花园里寻路，不如鸟对路那么熟悉，这是写实。而苏轼说鸭先知水暖，是写意，意在赞美春光，这是对画面意境的升华，是诗人诗心的独特感受，应该说，苏诗“鸭先知”比张诗“鸟先知”更高明。
最后，钱钟书又引用了《湘绮楼日记》（卷二六）中称赞苏诗是“上上绝句”的话，作为佐证，才下结论，认为毛奇龄是错误的：“会讲理学的，讲诗往往别具心肠，卑鄙可笑，不懂得东坡苦心。”
从这个事例不难看出，钱钟书这种实事求是，深钻细研，着眼于各种作品之间的对比联系的读书方法，有助于培养人们严谨求实的学习习惯；有助于提高人们慎思慎取的能力；有助于博采众长，举一反三，进行新的推理和新的想像等多种思维功能的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