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过罢，编辑部刚一上班，就来了位“远客”。来人六十开外，一口浓浓的陕北腔，面对记者，一番唏嘘之后，就讲开了他那“凄凄惨惨戚戚”的人生“遭遇”。
来人叫刘镇银，十年前是榆林汽车运输公司的一名售票员。因为公司怀疑他贪污了30元票款，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处罚，直至将他这位1958年参加工作，工龄长达32年的老职工予以“辞退”。就为了30元票款，刘镇银说他丢了工作，开始了十年踏破铁鞋、倾家荡产的上访历程。
1991年4月5日，刘镇银随车售票从西安返回绥德，当车行至洛川永乡时有3名乘客上车，由于当时这三个人下车地点不确定，没法结算车费，他只好同乘客说好等下车时再结算。结果车行中途被运输公司稽查组稽查，尽管刘本人和乘客再三解释，但稽查人员还是强行对刘镇银按西安至绥德票价的30多倍罚款1052元。
但“处罚”并不仅止于此，同年5月26日，榆林运司决定对刘镇银予以“辞退”，并没收了他当年700元风险抵押金。
刘镇银惊呆了，仅仅三十元票款，他不仅三十多年的工龄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丢了饭碗，从此将陷入衣食无着的境地。
刘镇银说，打这以后他没有停止过上诉上访。他找到法院，法院不受理，原因是未经劳动仲裁；他又找到劳动仲裁部门，可仲裁委认为这“属于超时效申诉”。时间一晃就是十年，尽管十年间，省劳动厅、交通厅、省总工会和陕西日报“群众来信”等都对此事作过督促和批示，但结局都是不了了之。
2000年9月21日，在刘镇银的再三申诉下，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让榆阳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此案。榆阳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刘镇银违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于是作出了“驳回刘镇银的诉讼请求”的判决。
对于初审判决，刘镇银自然不服，提起上诉。榆林市中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又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认为“刘镇银已丧失胜诉权”，遂于2001年9月15日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司法程序算是基本上走完了，可刘镇银近乎绝望了，他奔波十年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如磐石压顶，毫无松动的迹象。尽管他认为二审法院曲解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在申请时效上误用了已废止的《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并为此申诉过，可他面对的依旧是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坚硬”的现实。
送走了刘镇银，已是黄昏时分，记者感到心里有点儿不平静。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实事求是、治病救人历来是我们党、我们政府所坚持的办事原则和工作作风。即使违纪事实成立，为了三十元票款，一位老职工受处罚、被辞退，生活无着，上访十年，那么当初的“处理”真的就“符合政策”吗？《陕西省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企业对违纪职工的处理应重在教育。”《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九条也明确规定：“给予职工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必须弄清事实，取得证据，经过一定会议讨论，征求工会意见，允许受处分者本人进行申辩，慎重决定。”第十六条规定：“对职工罚款的金额由企业决定：一般不要超过本人月标准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但当年公司对刘镇银的经济处罚高达1052元，是他本人月标准工资的12倍之多（当时刘镇银月标准工资为84元。）另外，据刘镇银讲，他被辞退后，公司一直都没有按规定给他发给辞退书，致使他无法正常申诉。
十年并不是一个短暂的生命历程，而长达十年的奔走呼告更是难以尽述的凄风苦雨。以现实出发，以政策的本意出发，十年前的那个“处理决定”是不是值得有关方面再度去审视，重新加以考虑呢？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仅是值得的，也是应该的。
■本报记者 辛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