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阴的豆腐脑卖红了北京和天津城。这一信息早有所闻，春节前后记者前往华阴市采访，果然名不虚传。
据华阴市劳动服务局介绍，华阴农民到外地卖豆腐脑的，好几个乡镇都有，最集中的要数夫水镇的桥营村。这个千多口人的村子，外出劳务人员达六七百，绝大多数都是做豆腐脑生意的，不少人家是“连家起营”，雇人看门、种地、照看娃的不下六七十户。据介绍，该村豆腐脑专业户的汇款集中在春节和夏收前，一年仅京津汇回来的款达八九百万元。
我们来到桥营村，只见道路是“硬化”的水泥路面，瓷砖贴面的小楼房鳞次栉比，村头的小学校教学楼投资达七八十万元。顺便问了几户盖起楼房的家户的收入靠啥，回答都是四个字：“卖豆腐脑”。有位叫王惠玲的中年妇女说，这个村去天津卖豆腐脑的不下七八十人，他们家建房的八九万元全是靠卖豆腐脑挣的。王慧玲是1994年和丈夫闯天津的，一干就是八年，后来大儿子和儿媳也跟着去天津。今年春节她们回来过年，丈夫还留在天津守摊子。
“我们一家有五口闯北京，孙子还是在北京出生的！”48岁的王转社高兴地作着自我介绍。他当过兵，搞过建筑，带着妻子去北京卖豆腐脑五六年了，后来两个儿子、大儿媳都跟着去北京卖豆腐脑。他说一家五口，干得好了一年能净落三万元。问春节后还去不去北京，王转社嘿嘿一笑：“还得去干几年，给小儿子娶媳妇、盖楼还等着花钱哩！”
桥营村还有个10口之家，只留老母亲领着3个小孙子在家，弟兄三个都带着媳妇去北京卖豆腐脑。春节期间我们来到这个副业致富的农家，看到他们正团团圆圆过大年。老大刘乐意说，他们三弟兄去北京卖豆腐脑已八年了，一个“小家”最多一年有2万元纯收入，最少一年也挣几千元。刘母说起来是看家，其实常年带三个孙娃在秦岭电厂租房住，为的是便于照看孙娃就近上学、吃饭。采访中老人高兴得合不拢嘴，她说：“孩子们有了钱出手也大方，一年给我一万三四千元，我带三个孙娃满够花了！”
采访中，不少闯外地的村民都称赞村干部是他们的“后勤部长”。他们说，由于出门打工的人多，北京、天津尤为集中，时间又集中在正月初三到初十，因而往年春节就由村里出面到火车站包三个车皮，一天送一百多劳务人员去京津。采访中，该村的党支书刘爱奇、村长王增民告诉记者，桥营村地少人多，人均不到一亩地，因而历史上做生意的人多，特别是做豆腐远近出名，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豆腐。这里的豆腐以软为主，软而不烂。改革开放以来，听说北京、天津的小吃少，就有人试着卖豆腐脑去了。从十来户一直发展到五六百户，近几年又由北京、天津扩展到石家庄、青岛、济南、乌鲁木齐，村里靠卖豆腐脑盖起新楼房的有六七十户。还有十来户发豆腐脑财的用积累的资金办其他产业，如买汽车跑运输、开出租的，有开饭馆的，有办服装店的，也有在外地雇人把豆腐脑生意做大，包门面房卖豆腐脑的。村里就有支书的弟弟刘群兴等村民，连春节也在外地做豆腐脑生意。真是生意做得“乐不思蜀”了。
这些勤劳憨厚的华阴庄稼汉，跨省市地做豆腐脑生意也不是没有难处的。提起“出门难”，几个年轻媳妇直落眼泪，大小伙谈到动情处也是泪光闪闪。他们说，为挣万把元钱，每年正月初五六离家，腊月廿四五才能回来，苦咱认了，有的难处整得人没法子：一是北京等地近年整顿“马路市场”，而咱们租不起门面房，大都是马路豆腐脑摊子，自然成了被整顿对象。这几年华阴卖豆腐脑的被砸了缸、车子被放了气，甚至连车子被市容上没收的是常事。这，也可能是华阴的豆腐脑生意近年由京津向外地转移的一个原因吧；二是计划生育证成了难题。他们说人家外省认打工所在地的“孕检证”，咱们这里不行，连北京区一级计生部门盖章的“孕检证”也不认，非要叫你回华阴检查开的证，为了一个证，一来一回得误十天半月生意。三是丢了身份证就倒了大霉。一位叫熊月厚的村民说，人家外省区的驻京办事处设有给本省的打工者办事的专门机构，还有打工者自己组织的“协会”，只要交点钱丢了身份证就有人帮着补办。咱们陕西人丢了身份证说是“活该”，本村刘某的女儿在北京卖豆腐脑，不幸出车祸身亡，找来找去都没人管，连个代理的律师也找不到。熊月厚说，他本人就因丢了身份证，被当“盲流”遣送回来了。还有的人因丢了身份证被劳动改造，挨打受欺……
华阴人把豆腐脑打到京津，打向全国各地，不但为他们自己致了富，也为陕西争了光。但愿他们的苦衷与呼声，能够引起省市政府部门的关注，并能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本报记者 杨明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