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一年一度的春节，几千万的民工也在幅员广阔的中国大地上进行着颇为壮观的流动。节前，匆匆返乡，为的是和亲人吃顿团团圆圆的年夜饭；节后，又在拥挤的人流中踏上返城的行程，则是满怀着对于生存的憧憬。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民工潮潮来又潮往，已经十几年了。和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脉博，民工们在流淌着汗水还有泪水的同时，品味着他们人生的欣悦、漂泊与辛酸。
对于民工们来说，返乡的路始终是段艰辛的旅程。家住商南县青山乡的民工李成祥告诉记者，他在深圳宝安区打工，为了买张到西安的硬座票，他在广州的火车票预售点整整站了一个通宵。坐了二十六、七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到西安，又得转乘四个小时的汽车到商南县城。到了县城，还要换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才能到家。可在家过了正月初五，又得打起背包，把这段漫漫长途再重复一遍。李成祥说，他盼望西安到南京的铁路能早日修通，那时兴许回趟家能比现在方便一些。
三十五、六岁的李成祥在深圳已浪迹了七、八年了。他说这样背井离乡也是没法子，自己一儿一女，负担重。在深圳每月赚个一千七八的，总比在家乡“土里刨食”强。一个人在外边受苦受累都习惯了，可最大的苦楚是寂寞，太想家了，想老婆想孩子。唉，一个人在外边，其实挺难的。李成祥向记者叹息道。
象李成祥这样每月能有一千七八百块钱收入的，在民工中已算是佼佼者了。而大多数民工的月收入不到一千元，有的每月仅有三、四百元。来自安徽寿县的万波是随襟兄一起来西安打工的。襟兄是个小包工头，门路广，能揽来工程。万波说，他在襟兄手底下干活，每月六、七百块钱，已很不错了。他刚结婚不到一年，很需要钱。做小工辛苦，每年春节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回趟家辛苦，可这些都能忍受，揪心的是，工程款常常扯皮、拖欠，拿不到那一点点血汗钱。
从经济不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从乡村流向大、中城市，背井离乡的民工们每个人都承负着一份生存的压力。在乡亲们眼中，他们是成功者，是有本事和有魄力的人；可是在城里人眼中，他们是“下等人”、是“二等公民”，是出苦力的脏污的群氓。在警察和某些官员的眼中，他们是社会治安的“高危人群”，是城市环境的“破坏者”。每一次的治安整顿、市容整顿，无不将他们列入重点对象。背负着乡邻、亲人们的钦敬与期望，面对着城市居民的歧视与生存的残酷，民工们就是这样漂泊着、动荡着他们的人生轨迹。为城市的繁荣、发展添过砖加过瓦、流过汗出过力的民工们，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欠薪，对他们而言，有时是比生命还要沉重的话题。一些民工不得不以生命相威胁，相抗争，用割腕、上吊、跳楼等等不正常的手段，才能讨来他们那菲薄的工钱。工作的脏、苦、累和高危险性，发生了工伤又无人过问，所有这些，都平添了民工这一群体生存的苦涩。在没有生命保障、基本权益保障的情况下，公正就无从谈起。尽管背景是都市的摩天大楼和闪烁的霓虹灯，但从事着城市里最苦最累最脏的工作的民工们，却与城市的欢声笑语无缘。他们在忍受着种种的不公与体力的透支的同时，只有把希望和人世间的柔情寄托于千里之外的苦苦相思。
移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可以说，中国经济的每一次脉搏搏跳，都扯动着民工潮的潮起潮落。随着户籍壁垒的坚冰悄然解冻，对于民工以应有的保障和较为公正的待遇的呼声，也如天边响雷，时时滚动。而只有通过法律的手段、行政的手段使这一群体享有社会公正，整个社会才能在公平与效率的基础上趋于合理、有序。
■本报记者 辛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