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介人
福建省莆田县梧塘镇党委书记林国奋因为举报腐败，被强加上种种罪名而判刑入狱。他在熬过了4年多不堪回首的铁窗生涯之后，走上了艰难的上访、申诉之路。去年5月24日，林国奋来到《半月谈》编辑部，向记者讲述了近7年来他因举报腐败而招致的一连串遭遇。5月25日，记者来到莆田市委及市监察局、检察院了解情况，有关负责人的答复不是“他们当时不在其位，不了解情况，无可奉告”，就是“莆田情况复杂，新官不便理旧事”。（2001年第14期《半月谈》）
如果说“他们当时不在其位，不了解情况，无可奉告”还可以勉强搪塞的话，那么“新官不便理旧事”就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了。首先，“不理旧事”的原因站不住脚。这里所说的“不理旧事”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莆田情况复杂”。我们不禁要问莆田的情况到底有多复杂？大好世界，朗朗乾坤，政通人和，阳光灿烂，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些当初迫害林国奋的掌权人“大部分都已‘不在其位’或去向不明”，连那个林国奋举报的两个主要人物之一的原莆田县委书记郑海雄都于2000年初与其子一道突然辞职，举家离开了莆田，还有什么使人恐惧的？除了他们当初参与迫害过林国奋之外，似乎再没有什么解释了。其次，“新官不理旧事”有什么依据？请拿出有关文件来！中国有句俗话：走了和尚走不了庙。莆田这个“庙”还在，这个“庙”里的“和尚”还有，怎么能不对这个“庙”负责呢？虽然当事人“大部分都‘已不在其位’或去向不明”，但他们既没有死亡，也没有离开这个地球，为什么就“不理旧事”了呢？按照这个逻辑，“文革”中的冤案就不能平反了，谁还去理那样的“旧事”？再次，怎么来理解党的领导的连续性？莆田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地是共产党的地，社会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市委、监察局、检察院还是原来的市委、监察局、检察院，原来的文件精神还要贯彻，原来的会议决议还要执行，有什么原因可以“不理旧事”呢？如果上述单位里出了一个英雄、模范，过几年有记者前来调查，他们也能够说“无可奉告”或者“不理旧事”吗？既然身在党的机关，干着党的事业，就应对党负责，怎么能找出“不理旧事”的口实来推卸？这不是损坏党的声誉、政府形象吗？
许多人都有“为尊者讳”的陋习，当初那些迫害林国奋的人无疑是莆田的“尊者”，这些人虽然现在不在其位或不知去向，但他们的阴魂未散，余威尚存，即使刚上任的“新官”也都心有余悸，惧怕三分。如此不分是非、胆小如鼠的“新官”会有何等作为？他们将会给莆田的人民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实在很难断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