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17日，孙某在肖婧家行窃时被发觉。因两人平时熟悉，孙某也确系手头紧偶尔为之，为顾面子，遂要求肖婧保密。肖婧则提出要收保密费，同时也为了冲冲霉气。经双方讨价还价，最后议定为1000元。孙某于次日付清。过了一个星期，肖婧酒后与朋友谈及“趣事”时失口。不久，孙某因盗窃情节轻微，危害不大，被公安机关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罚款100元。孙某见肖婧收了保密费却不守承诺，便要求退回。肖婧则认为自己没有报案，罚款是公安机关的事，加之小偷入宅坏了“好运”，拒不退还。孙某一气之下，将肖婧推上了法庭。
法庭支持了孙某的返还诉请。但理由不是因为肖婧“违约”，而是双方交、收保密费的口头协议不受法律保护。
首先，肖婧与孙某的“协议”不符合法定条件。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必须符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意思表示真实是指行为人表示于外部的意见与真实意思是一致的。本案孙某在肖婧没有受到任何损失的情况下，仍答应付1000元保密费，实质上是受到怕肖婧告发、自己从而会没有面子这一外界力量的影响或强制，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性是法律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孙某的行窃行为是必须受到法律制裁的（至于何种程序则另作他论），对于违法行为公民都有举报的义务，但肖婧为了钱却不惜“牺牲”法律，使孙某逃避惩处，企图通过协议这一表面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占有孙某财物的目的。
其次，肖婧与孙某的协议无效。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列举了七种无效民事行为，其中三种是：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再次，肖婧必须返还“保密费”。对无效民事行为的处理，我国法律有两方面规定：一是当事人因该行为为取得的财产必须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二是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除了1000元人民币外，肖婧和孙某并无其他损失，因而肖婧必须将款返还给孙某。
（摘自《法制日报》颜梅生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