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财经时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高培勇教授日前指出，财政困难已经讲了20多年，财政风险也讲了有几年的时间，现在中国的确存在着财政困难，财政收支之间差额那么大，债务负担也很沉重。在目前的体制下，确确实实存在着发生财政风险的可能性。他指出，在1996年编制“九五计划”的时候，政府曾经确立了两个财政上的主要目标：一个是到2000年政府基本消除赤字，规定可容忍界限是100个亿；同时宣布到2000年消减国债规模，累计规模控制在3000个亿。这两个目标早已突破了。他指出，调控债务规模，实际上是调整政府收入来源，而政府的支出取决于政府的活动，政府的职能相当程度上在财政部的调整范围内，那又如何去控制支出呢？他表示，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民主理财——财政的公共选择机制，目前这套机制很不得力。比如人代会究竟能对财政支出规模控制到什么程度？预算是不是确实能由人代会审议，并做到公开透明？很多时候是一年预算，预算一年，这种预算不具有法制性和刚性，法制的控制力对预算的约束力太弱了。财政部长也难以控制这种事情。某个部门行政长官说我现在需要钱了，财政部又不能不给钱。财政部本身也有问题，它也不愿意被人管得那么死。这几方面因素放在一起，支出规模就难以控制。反过来说，财政部对显性、陷性债务的调控能力也就被大大削弱。
特约点评：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花钱除了要有预算之外，还要有制约。对政府财政开支来说，它的制约应该来自于人民代表大会。高教授指出，这一套制约机制目前“很不力”。如果让目前的这种财政开支增长幅度总是高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的趋势继续下去而成为一种“常态”，届时能够提供给政府的选择，要么是增加税收、多发国债，要么是多印钞票使其贬值。而这两种选择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其影响都将是负大于正。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制度。没有完善的对政府开支予以监督和制约的法律制度，光靠政府以行政措施在内部开展“节流”运动，效果肯定是有限的。 （文/蔡未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