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光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著名人物。然而1933年3—4月间，他在上海曾险遭暗杀的经历却鲜为人知。
那时，张学良方过而立之年，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北平军事委员会代理委员长、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等要职，统辖数十万重兵，坐镇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热河、察哈尔七省及北平、天津两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国风云人物，时人都称其为“少帅”。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由于奉行蒋介石8月16日“铣电”，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致使事变发生后，仅一天时间，沈阳、长春、四平、公主岭、营口、鞍山、抚顺、安东、凤城、本溪、海城等20多座城市便被日本关东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不上一周，辽宁、吉林两省相继陷落敌手；未满百日，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三倍的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到1933年，由东北军驻防的山海关失守，热河又陷落。作为东北军最高统帅和国民党驻华北最高军政长官的张学良不得不通电全国，引咎丢职，于三月底携夫人于凤至、密友赵小姐悄然来到上海，住进了福熙路181号公馆。
但是，当时绝大多中国人并不知道张学良是代蒋受过，举国上下无不切齿痛恨这位丧失祖国河山的不抵抗将军，朝野官民都对其大张挞伐。因此，尽管张学良到上海行踪极其秘密，并得到了上海黑帮魁首杜月笙、张啸林的保护，仍然被人在公馆大门口放了一枚取去了引信的炸弹，炸弹附有一封警告信，要张学良立即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保证开花。
这投放炸弹和警告信的人是谁呢？经查访后得悉，是一位名叫王亚樵的人“激于义愤，干的好事”。王亚樵又名王鼐，为人慷慨仗义，刚直倔强，嫉恶如仇。他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1923年，为推翻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他联络浙江督军吴永祥，暗杀了淞沪警察厅长徐国良，从此名声大振，成为一个传奇式人物。王亚樵对日寇深痛恶绝，自然无法谅解张学良丢失东北的罪责，把满腔怒气都出在这位不抵抗将军身上。
王亚樵的暗杀业绩，在当时的大上海尽人皆知。张学良得知此事乃此公所为之后，自己自然不免着急。连他的保护人杜月笙、张啸林等也怵了三分，丝毫不敢大意，立即派人去谈判。张学良提出愿意接济王亚樵组织的活动经费，以为花点钱就可以了事。没想到王亚樵极大义凛然，一口回绝道：“我这么做，并不为钱，而是为国家民族大义。张学良是国家民族的罪人，我作为一个国民，要对他加以制裁。”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三个条件，要杜月笙转达张学良。这三个条件是：一、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马，和日军决一死战。
二、如不能战，请返东北，自杀以谢国人。
三、既不能战，又不能死，惟有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
三条路，请张学良择一而行，否则第二颗炸弹就不会没有引信了。
面对这咄咄逼人的三项条件，张学良虽曾是统率千军万马，独据中国北方半壁江山的堂堂“少帅”。但由于奉行了不抵抗政策，丢失了祖国大片河山，受到国人唾骂，此时亦有苦难言，只得忍气吞声，委屈求生。经杜月笙等人居间调解，结果是限期一个月，张学良离开上海。
一个月的期限并不算长。张学良在内心的沉重痛苦和外界的巨大压力下，于期限内成功地戒掉了鸦片毒瘾，然后离开上海赴欧洲考察。次年，他回到中国，重领东北军兵马。3年后，他和西北军杨虎城将军一道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走上了抗日道路，洗刷了“民族罪人”之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