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建君
母亲一辈子争强好胜，养育了我们姊妹四个：两个姐姐、一个哥哥都是大学毕业生，唯独我没进过大学的校门，这使她伤透了心，也成了她的一块心病。
母亲出身在大户人家，上过几年的私塾，在旧社会也算是个读书人，嫁给了有文化的父亲。在西安城里随父亲当了几年的干部，由于赶上了大跃进，国家动员干部职工返乡，我们姊妹多，城里也闹饥荒。迫不得已，母亲带着姐姐哥哥回到了渭北旱塬上的老家，当了农民。
等到两个姐姐初中毕业，那时生产队粮食分配，靠劳动工分挣。我们全家只靠母亲一个劳动力，分的粮食只能够一家人吃到冬。生产队长三番五次上门，动员母亲让姐姐回队参加劳动，母亲就是咬着牙，让姐姐上高中。当时在我们那里，女孩上学，为了认两个字，会写自己的名字，会算工分，不被会计骗了就行。上初中就了不得了，但母亲的想法就和别人不一样，硬是自己咬牙，和队里的壮劳力一起干重活，只为多挣几分工，多分点粮食，养活孩子上学，为此，母亲如今落了一身的病。
等大姐高中毕业，赶上文化大革命，要想上大学，得回生产队先参加两年劳动，然后由贫下中农按名额推荐、考试合格后，才能上大学。为了大姐能被推荐上大学，母亲白天带大姐同壮劳力一起干苦力活，晚上陪大姐在油灯下复习功课。大姐一年后双手长满了厚厚的老茧，终于赢得了大家的同情，才被推荐上大学。大姐也争气，一考即中，成了家乡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等二姐高中毕业，好强的母亲也灰了心：人家不会推荐两个女儿都上大学了。但母亲没有让二姐放下书本，在心里，她总认为知识是个好东西。就在二姐当了三年农民后，国家恢复了高考，二姐又以全县第八名的好成绩，再不用求人，成了我们家的第二个大学生，一时轰动乡里，都夸母亲有眼光。
哥哥又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轮到我，我自幼喜欢画画，把精力多用在了画画上，上了初中便跟一位美术学院毕业的美术老师学画画，等高考，报考西安美术学院，终因文化课差，与大学无缘。
一提起姐姐哥哥，母亲满脸放光，一提起我，母亲便唉声叹气。
母亲的态度深深地刺痛了我，虽然我进厂当了一名工人，但我暗下决心：当工人也能成才。
经过我几年的不懈努力，白天拚命工作，晚上苦学，参加自学考试，终于拿到了大专、本科证书。也得到了厂里的重用。
看到我的变化，母亲终于露出了笑脸，逢人便夸：我们家呀，就我老四的文凭含金量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