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日乾
我曾经怀疑，“羞愧”这词会不会从我们的语言里消失，就像现在已经渺远得属于历史的“俭朴”一样。
当歹徒行凶义士喋血时，众多围观者中为自己的卑怯羞愧的有几人？以诲淫诲盗为手段把混沌初开的孩子作为猎物的网吧、声讯台老板，他们可能膝下有子，但何尝心中有愧！那些头顶国徽手持警棒以敛财为目的诬良为娼的好汉们，可曾向受害者表示过半句歉意？多少已成摆设的面子工程在轰然一爆中毁掉成千上亿元，当初为其拍板为其剪彩的长官们，谁曾面对公众低下愧悔的头颅？为官一任害及一方，直搞得民怨沸腾上访告状，他却反过来骂群众是“刁民闹事”，这种大人先生们脸上有过一丝羞惭的红晕吗？湛江走私案、远华走私案中那一窝一串的这“长”那“总”，他们心里还有羞耻二字吗？……
我的确做过忧天的杞人：这世界是否将进入一个不知羞耻为何物的新洪荒时代？
然而，世间毕竟还有羞耻心。我也曾安慰自己，无需悲观。
那位曾是湖北监利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不惜丢官去职含泪上书朱总理，为什么？因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儿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哀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老百姓再苦说不出，“我一定要代他们说”。显然，他是以不敢讲真话为羞，以不为民请命为愧的。他的信经总理批示在监利引发了一场当时如“暴风骤雨般的改革”，但他本人却陷于孤立而不能不辞职去打工。后来他把这亲身经历写成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原中顾委委员、著名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读后说：“我们欠农民太多！”有读者撰文说：“这本书刺痛你的良知”。我的一位做县委书记的朋友打电话说，他读了这本书，心里难过一夜未眠。我想说，这是一本叫人知道羞愧的书。
日前从同一天的《南方周末》（8月8日）上看到两篇报道，再受鼓舞，成为我写这篇杂感的动力。一篇说，一本题为《向农民道歉》的书最近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不少人看了潸然泪下”；作者马银录，系陕西白水县委组织部长。单从书名就可以知道，和《我向总理说实话》一样，这也是一本讲真话的书，一本叫人知所羞愧的书。另一篇报道的是，一位女学生小魏“面带羞愧”向记者述说她们学校创建国家级重点示范高中过程中所玩的“让麻雀变凤凰”的游戏，以及她自己所做的“贡献”。按说，在那种并不少见的专给验收团看的表演中，学生完全是被逼的，人们不会责怪他们。但小魏却“不能原谅自己”，终归“我是这场戏的一个演员啊”。她终于哭了，“我实在不想听到、看到这样的事情，这样让我的母校成了国家级示范中学，我会羞愧，因为这里面有我的一份丑陋。”不能不说，这是一位特知羞恶的少年学生。
“知耻近乎勇”。“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孔孟再腐朽，此论总可珍。前苏联苏霍姆林斯基也认为：“羞耻心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情感”，“是一种为善而斗争的精神力量”，“是对于卑鄙无耻的事物的一种强有力的抗毒剂，是义务感和责任心的道德情绪的支柱”。虽系老外言论，我也双手赞同。是的，羞恶之心是需要保护和培养的。否则，一个人如果丧失了这种基础品性变得不知羞耻，还能对他有什么希望。一个政府如果它的官吏们多数变得脸厚心黑了，飞机大炮也保不住它的长久，一个民族如果其多数成员荣辱不分了，上帝也不会赐予它光明的未来。
真该庆幸，世上还有很多葆有羞恶之心的人，如干部队伍中的李昌平（以及他书中提到的董阳、夏一松）和马银录，如即将成为大学生的那位17岁的小魏。况且，他们的羞耻感已化为令人赞叹的义勇行动。我于是有勇气对自己说，大可不必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