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晓阳
生活中发生过这样的情景——
一歹徒在公交车上持刀抢劫。满车几十号人鸦雀无声，乖乖地递出钱包、提包、首饰，一个个在歹徒面前低眉顺眼，像是遭了霜打的茄子。甚至连司机、售票员也主动向歹徒献殷勤，歹徒让开就开，歹徒让停就停。直到歹徒满载赃物，打着呼哨扬长而去，一车乘客才敢满腔怨恨，高声咒骂起来。
生活中也发生过这样的情景——
一伙歹徒带着抢劫的钱财夺路而逃。街上行人纷纷堵截，奋力搏斗。正在散步的老人，刚刚放学的孩子，菜摊小贩，出租车司机，一时间都成了见义勇为的英雄好汉。在尖刀和鲜血面前，人们毫不畏惧，终于制服了穷凶极恶的歹徒。甚至被歹徒撒落在街头巷尾的一张张钱币，也被人们捡到后一张张送回，万元巨款竟然分毫未失——。
两种情景，两种结局。多么鲜明的反差！多么尖锐的对比！
然而，你能说公交车上的全体旅客都是面目可憎的懦夫吗？你能说他们都是歹徒的帮凶吗？你又能说街道行人都是大无畏的英雄吗？你又能说他们都是“君子国”中人吗？谁敢保证，见义勇为的人群中不曾有过袖手旁观的“看客”经历？
看来，英雄和懦夫、君子和小人之间只隔着一道小小的门坎，并没有深不可越的鸿沟。此处是英雄，彼处很可能是懦夫；此时是小人，彼时很可能变成了君子。人的正义感和责任心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氛围；人的邪念头和劣根性的滋长，也离不开一定的温床。隋炀帝殿前的裴矩，是一个协肩诌笑的佞臣，可到了唐太宗时，又成了披肝沥胆的诤臣；早年的汪精卫，也曾是刺杀清朝摄政王、矢志“不负少年头”的血性男儿，谁知到了后来，竟成了万众唾弃的汉奸卖国贼。如果说前者是“因时而异”，那么后者就是“因势而殊”了。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但也说明“时势”的造就之功。本来是文雅书生，可一戴上红卫兵袖章，就骤然变成了“一反到底”的怒目金刚。本想好好当“人民”，可是“时势”不支持，非要我们去“造反有理”，去“横扫一切”，结果当了“暴民”还自以为是“三忠于四无限”。本来是“饿死不讨饭”、“屈死不告状”，笃定主意要当“顺民”，可是，苟活不成，心头一横，一不小心又做了“刁民”。所以，静止地去分谁好谁坏，孤立地去判孰是孰非，肯定行不通。盲目乐观地歌颂“英雄辈出”，或者心灰意懒地慨叹“人心不古”，都谈不上实事求是。
有个成语叫做“境由心造”，其实，更多时候是“心由境造”。时势就是威力巨大的“境”。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小人。在公众场合，在特定环境，各种力量互相制约和显现，各类人物互相观摩和表现，在不知不觉中，在不断演进中，就形成了一定的“场”和“境”。这种“境”，既会叫人血脉贲张，激昂慷慨，浩气迸发，也会叫人卑怯懦弱，蝇营狗苟，恶念顿生。有时候，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有时候一声怪叫，一哄而散。这种情景，在生活中都不鲜见。
法国有位很有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叫古斯塔夫·勒宠，他有一段很精彩的议论：“人类从原始时代继承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它蛰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单个人在生活中满足这种本能是危险的，但是当他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因为很清楚不会受到惩罚，他便会彻底放纵这种本能。”这时候，“不负责任的群体”就是一种环境和氛围。官场里出现了“不负责任的群体”，就会买官卖官，见惯不惊；市场里出现了“不负责任的群体”，就会坑蒙拐骗，有恃无恐；人场里出现了“不负责任的群体”，就会坏事丛生，邪恶流行。“群体”的负责任与不负责任，主要取决于它的周边环境和人员构成。所谓“众志成城”，是因为众人的“志”有人聚拢，没有变成散砖乱瓦。所谓“乌合之众”，是因为众人像乌鸦一样聚散无常，而“乌合之众”是永远不会成为负责任的群体的。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怎样构建“负责任的群体”呢？怎样形成公民道德的释放机制呢？文件和规定，口号和报告，恐怕有术，也有限。有一句老掉牙的话，倒是仍然振聋发聩：
“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