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通过市场和政策引导，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1991年的全国十大驰名商标中，著名老工业基地大上海有两个，青岛也有两个；2000年全国十大经济人物，青岛占了三席；2001年全国首届质量管理奖五个企业中，青岛占了三个；2001年全国名牌产品57个，青岛就有8个；2002年美国《财富》杂志评出的最受中国人力资源经理青睐的前10家中国企业中，青岛就占了两席；张瑞敏、彭作义、周厚健、海尔、青啤、海信、双星、澳柯玛等，人们都耳熟能详……他们和它们撑起了青岛的一片天。去年，十大企业集团的经济增量占全市增量的54%！
这里为什么“盛产”大企业，为什么“盛产”企业家？“青岛之谜”吸引了无数的人们在探求。在这里，给大家讲述几个我们听到的故事。
“老九”怎么就成了“老大”？
“彭大将军”意外地英年早逝，使整个青岛、乃至全国企业界极度震惊。人们更多地把视线注目于将要产生的继任者，谁能挑起青啤的重担？他能像彭作义一样叱咤风云吗？
几天后，新的总经理产生了，竟然是总经理助理、在青啤排名第九的金志国！这不仅使人们都大喊意外，就是金志国自己也嘟囔：“怎么师长一下子就当了总司令呢？”
青啤的故事很多。毕竟是百年老树嘛！这个中国啤酒业多年的“霸主老大”，在市场经济大潮空前汹涌之时，仍躺在“皇帝女儿不愁嫁”梦床上酣睡不醒，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竟没有设置销售部门，哪怕是一个科！因为多年都是不给别人好脸地凭“条子”发货。
就如同“龟兔赛跑”那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样，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青啤的年产量猛然被靠兼并投机迅速扩张的中策集团和靠县办小厂扶摇直上的燕京集团所超出。惊得一身冷汗的市领导想起了国务院主要领导不久前视察青岛的一个评价：现在有不少人吹嘘自己是什么世界名牌，其实中国只有两个世界名牌，一个西湖龙井，一个青岛啤酒。拼死也要保住青岛啤酒这块沉甸甸的品牌呀！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青啤就没有安稳过，五年换了四个厂长，可还是每况愈下。当时的市委书记俞正声想到了大洋食品集团的老总彭作义。
忐忑不安的彭作义明白：这要么是政治上的“断头台”，因为万一砸了青啤这品牌，可是青岛的罪人呀！要么就是施展拳脚的“大平台”，可以借助青啤发挥自己的才华。不过，即使以前在大洋食品的业绩再辉煌，彭作义在初入青啤时也并非德高望重，但他带来了市场至上的观念。由于为了保证啤酒的新鲜度而限产，使产量和利润下滑，再加上一次质量事故，进入1998年时，又有人嘀咕青啤的班子是不是该“下课”了。
市领导派人到青啤去调研后下决心：既然彭作义和董事长李桂荣经过两年磨合，其经营战略和方针已高度一致，并且彭的限产措施是高瞻远瞩的，应该给他们一定的时间；而且在这时换人，“对外形象不好，对内人心涣散。”青啤的班子稳定了，按既定的经营方针稳扎稳打；半年后，其经营业绩扶摇直上，彭作义在企业界也逐渐如日中天。
为什么在彭作义之后选择了金志国？彭作义意外去世后，就青啤总经理的人选，市领导的态度十分明确：不从政府派人去，不从其他企业调人，从青啤内部选拔。于是，市里没有提什么45岁以下啦、大学本科学历以上等杠杠，而是提出了一个课题：你认为谁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市场经验、能带领青啤做好做大的开拓型干部？
经过极其广泛地个别征求意见，一半以上人的视线集中在金志国身上；然后进行无记名投票，金志国的得票也在一半以上。既然如此，何乐不为？当然，这也是有缘由的。早在2000年6月，市里就研究过青啤的班子。当然仍由业绩卓著的彭作义继续掌门，但干部最好形成梯形结构，便提议青啤配两个总经理助理，在适当的岗位上施展才华。青啤自己选定的两个总经理助理中，其中之一就是金志国。因为他在西安汉斯任总经理期间，把一个亏损企业变成当地最大的利润大户；后又在北方事业部主事，在青啤兼并了著名的五星啤酒之后，奋力开拓北京和北方市场。
就这样，40多岁的金志国就一下子坐到了青啤老总的位置上。
一年过去了，青啤的产量和利润都直线上升。金志国还甩出了进军台湾市场、向美国AB公司转让股权等“大手笔”。
青岛企业家为何没有落马的？
上世纪80年代评选的20个全国优秀企业家中，目前仍然在位的，只有青岛双星集团的总裁汪海了。曾名震一时的汪海早已年过60，但市里的意见是，只要企业经营得好，只要他的身体还好，就可以继续干。青岛另一个著名企业家、海尔集团总裁杨绵绵也是已过了退休年龄，但仍然精神抖擞地活跃在经营第一线。
几年前，一个企业的老总在香港买了套近200平方米的住宅。市领导听说后，派人跟他谈话。按国家规定，你的住房应多少多少平方米，你是不是已经达标了？在香港买房子合不合适？这位老总是明白人，马上把房子退了。按说，企业越做越大，国际往来也越来越多，在海外有个落脚的地方，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市领导认为：千里大堤，往往毁于蚁穴，防微杜渐，应从一点一滴开始。这件事，使青岛的企业家们都受到震动。
无庸讳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所有人都仅靠道德和觉悟来保持长久的激情和责任感，是不现实的。因此，制度建设是重要的。既然人们都认为企业家是一个企业的关键资源，那么，让企业家得到与他们所付出心血相适应的报酬，是理所当然的；即使并没有完全相适应，但一定数额的奖励也是可以激励他们的。长期让一个销售收入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企业老总，一个月才拿两三千元钱，实在是说不过去。于是，青岛市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一些企业实行年薪制。起始在海尔、海信，后来推广到20个企业，收入最低的也比以前增加了10倍。企业家的收入提高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劳动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他们为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责任感更强了。
海尔也曾有过“摇篮期”
今天的海尔如日中天。在中国，恐怕没有几个人不知道海尔的，就是在世界上，海尔也小有名气。据说，海尔已成为全球第五大家电巨头。不过，海尔也曾历经艰辛。
“出生”在青岛，可以说是海尔的幸运。就在海尔准备扩张的90年代初，青岛市政府已经超前地认识到，改革初期的让利放权，使全国各地“百舸争流”，但是，“船小好掉头”的时代已经过去，必须全力打造能抗风搏雨的“航空母舰”，才能在国内国外市场上立足。要加快企业发展速度，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需要使用一定的政府行政力量。而在市场搏杀中脱颖而出的海尔，就成了市政府“做大”的首选之一。
1991年，市政府把青岛电冰柜总厂，青岛空调器厂划给了海尔，组建了琴岛海尔集团；1995年，又把青岛红星电器厂划给了海尔，使其实力更加壮大。
今天看来，这些举措似乎是很轻松的，也的确应该如此；可在当时，没有一定的魄力和勇气，没有一定的超前的体制设计，恐怕是不可能的。从行政上说，电冰柜总厂隶属于二轻局，空调器厂隶属于仪表局，红星电器厂也隶属于二轻局，这需要跨机构协调。从体制上说，这并不是国有资产的简单划拨，因为海尔属于集体所有制。从表面资产关系上，是说委托海尔经营，实际上就是无偿划拨。要知道，三个企业的固定资产可有10个亿、年销售额也近8个亿呀！但是，市政府果断地采取了“超常规”的措施。
海尔还真是不负众望。这三个企业当时的经营状况当然不是很好，不过也还没有到应该破产的境地，张瑞敏的概括比较准确，是“休克鱼”。并入海尔后，这几个企业都很快扭亏为盈。企业的日子好过了，职工的收入上去了，海尔的实力壮大了，政府的操心事少了。这是“多赢”。
海信曾“命悬一发”
“三国演义”与“两伊战争”，是青岛的人们在世纪之交津津乐道的商战话题。
“两伊”的由来，是谐音于原青岛啤酒的老总彭作义和原崂山啤酒老总赵丕义的名字，两家曾为争夺青岛的啤酒市场份额拼杀得你死我活；现在“两伊战争”已曲终烟散，而且两位老总，一个英年早逝，一个因企业被青啤兼并而挂冠而去。至于“三国演义”，则依然如火如荼，刀光剑影地展开着。这“三国”就是在全国家电行业都赫赫有名的海尔、海信、澳柯玛。不过，人们也都知道，这“三国”在90年代初期曾差点儿就“一统天下”。
经过“群雄割据”的优胜劣汰，一些“诸侯”脱颖而出，逐渐形成了自己势力范围的大小“王国”。在青岛，出现家电行业的三大家。不过，这倒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尽管各企业都在向多元化发展，但在90年代中期，海尔主要产品是电冰箱，海信的看家本领是电视机，澳柯玛的法宝是电冰柜，颇有井水不犯河水之意。不过，只是暂时现象。
以1996年本来生产电视机的海信上马空调为契机，是不是重复建设？三家是不是该合并起来？成为青岛市大街小巷的议论话题，也是市领导颇为思量的事情。因为兼并了青岛空调器厂后，海尔早已出产了空调，后起之秀的澳柯玛也在“鼓捣”空调，并且海尔这时也进入澳柯玛的“领地”而生产电冰柜……上级职能机关也在这时建议青岛市把这三个家电企业“合并同类项”。
如果合并，不用说，海尔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不仅因为，“个头儿”最大，而且几年来在兼并扩张的过程中得到了市政府的大力扶植。海信的掌门人周厚健事后仍是激愤地说道：“上空调时，我的压力大极了！在重复建设舆论甚嚣尘上的时候，市领导给我指了四条路：一是嫁给老外，二是投靠长虹，三是并入海尔，四是自我壮大。前三条都血淋淋的呀。可我并没有走投无路呀！我请市委俞书记和有关领导到企业来，给他们讲我们空调的技术先进性，讲空调是全国统一大市场，不存在谁的‘领地’问题，不存在重复建设问题。而且，只有竞争才能带来活力嘛，在市场经济中投资的主体是企业嘛！”
澳柯玛的老总鲁群生当然不会“束手就擒”：“决定企业成败和归属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市场。我们的企业好好的，为什么让我们合并？为什么没有看到我们的优势？如果有一天，我支撑不下去了，我会主动请求兼并。企业应着眼于市场，不要‘挟天子以令诸侯’。”不用说，鲁群生这话有弦外之音
不过，青岛市领导是清醒的，尽管为海尔的扩张，他们曾是那样地“慷慨”和大刀阔斧，但他们的做法是有“底线”的。有经营困难的企业找到市政府，要求一个大企业把他们接过去，如果大企业不接，政府决不干预；因为这实际上是找好企业为他们发工资，这很容易把好企业拖垮。
如果合并同是知名的好企业，这风险是太大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更何况这是“三虎”！三人都是著名企业家，三家都向多元化发展，三家都拥有驰名商标；即使合并顺利，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要尊重市场规律。
澳柯玛的上市之路
在“三国演义”大战中，澳柯玛一直处于守势，因为块头儿还小的缘故。“我是‘蜀国’。”澳柯玛的老总鲁群生不乏幽默。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句曾响彻全国的广告词，是鲁群生浴血奋战后的大彻大悟。
1990年，35岁的鲁群生担任青岛洗衣机一厂（后来叫黄河电器公司，是红星电器的分支企业）的厂长。说来也巧，海尔的张瑞敏当厂长是35岁，海信的周厚健接任厂长时也是35岁。
这哪里是什么企业呀！建好没几年的厂区就像经历了一场战争浩劫似的破烂不堪，400多名职工放长假，企业资不抵债，打交道的全是讨债的，两年里37次因讨债官司被推上法庭，先后换了几任厂长。
本来红星电器是派鲁群生收拾摊子清理财物，准备将企业卖掉；但作为红星电器副总经理的鲁群生不甘心，不愿丢红星电器的面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小鸡后来长大了，而母鸡却被抱走了，红星电器被海尔兼并了），他看准了冰柜市场的潜力。哀兵必胜，卧薪尝胆，一手抓管理，一手抓技术改造，3个月后开发出家庭用的150升冰柜，在市场上一炮走红，当年扭亏为盈，净利5万元；到1995年，澳柯玛彻底翻身了，年产冰柜100多万台，成为全国有名的“冰柜大王”。
也许是未雨绸缪，去应对那沸沸扬扬的“合并同类项”的舆论吧。到1999年，澳柯玛又是合资，又是兼并，又是引进，又是开发，形成冰柜、空调、微波炉、电热水器、洗衣机，甚至电脑等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集团。鲁群生自有他的道理：“对一个成熟的大企业来说，干单一品牌是一种浪费。”不过，他也承认，“我们的投入方式是‘小步快跑’，而不是像有的大企业那样‘高投入，高风险’。”
“小步快跑”也可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海尔、海信都先后上市，融到了一大笔资金，这无疑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本后盾，可澳柯玛却迟迟未见动静。这是有原因的。
1999年3月，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到澳柯玛调研，给了一颗定心丸：三强不会合并了，政府决不会用行政手段强行干预，企业不必再有什么包袱了；不过，虽然销售额还没有过百亿，但不要怕自己块头小；早日改制，早日上市。
可是澳柯玛却并没有改制的积极性。为什么？因为企业归属于市二轻总公司，二轻总公司倒是对改制很积极，领导要当澳柯玛的董事长，鲁群生只能是“职业经理人”了。看着自己呕心沥血挽救的企业大权旁落，鲁群生会怎么想？
市有关部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2个月后下了一道“旨令”：给澳柯玛市级企业的权限，项目审批、干部任命直接呈报市里。作为企业，作为鲁群生，自然就有积极性了。第二年，澳柯玛成功上市。上市后，二轻总公司要求分红，又是市里有关部门领导出面。
“千万不要挫伤企业的积极性；否则，很可能留不住人，还可能出现问题。”市领导说起这事十分感慨。其实，在1998年，为了保证海信的健康发展，市里果断地撤销了市电子仪表总公司。
“送”成了几个大企业
“三国演义”也好，“春秋五霸”也好，其实，青岛的大企业不光是海尔、海信、澳柯玛、青啤、双星，只不过他们的知名度较高而已。像生产毛巾的喜盈门，年创汇达3000万美元；像生产蜡烛的金王，今年创汇可升至6000万美元；还有即发、钢厂、颐中烟草等“大块头儿”。
1998年青岛市开始的“五大战略”：名牌、集团、人才、外向、创新，对青岛大企业的成长是意义深远的。名牌是前提，集团是保证，人才是核心，外向是途径，创新是灵魂。青岛对大企业集团的要求是在开拓中不断“升华”；从“十大企业”到“十强企业”，再到“十高企业”，又到“十外企业”，因为要适应高新技术潮流和“走出去”的时代要求嘛。市里还给企业排队：第一梯队是从大到强；第二梯队是从小到大……
不过，在青岛的有的大企业已经“变种”了，但人们又不能不说是青岛的企业。
早在1993年，青岛市就与我国汽车巨头一汽做成了一笔在外人看来是亏本的大买卖，市政府把仍有盈利的汽车厂、出现亏损的拖拉机厂，外加两个配件厂，一并无偿划拨给一汽，这些企业成了一汽在青岛的子公司。到底是赔还是赚？1994年一汽开始在青岛上马生产三菱平头柴油车；1997年销售额达到13亿元，2001年更上升到58亿元；今年的销售更是令人喜出望外，上半年52.8亿元，预计全年可达120亿元！不去管它归谁所有，光是税收和就业，就会给青岛市带来多么大的效益！
红星化工厂还是青岛的大企业吗？是，又不是。因为其生产主体都在中西部，在市内部分只是生产一种橡胶行业所需的促进酸，是跟德国合作的，而且没有污染。以前这个企业没有“走出去”之前，大量生产碳酸钡，矿石等原料从外地运来，成本很高，而且污染严重；后来在陕西买下了一个选矿厂，在当地生产碳酸钡；再后来在贵州买下了一个新发现的矿山，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碳酸钡生产基地，并且治理了污染，因为沿海企业绝不能把污染转移到中西部；在四川、湖北也建立了生产基地。当然，在起始时，有人并不理解，“到外地去，财政税收被人家拿走了，本地的就业怎么办？”随着企业越来越多地往外走，可青岛的经济发展却越来越好，人们看清了这是企业壮大的必由之路。
企业到了外地，青岛市并不是撒手不管，尽管是“出嫁”了，但毕竟还有血缘在嘛！红星化工厂去年成功地上市了，是青岛市的有关领导专程去贵州要的指标。贵州省也是大度的，因为当时赫赫有名的茅台酒厂还没有上市呢！不过，青岛市也有许诺：上市所融资的70%留在贵州境内使用。
……
在青岛，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听到一个市政府的“约法三章”：一是不干预企业家的决策；二是不把政府的包袱甩给企业，以显示政绩；三是不同企业家过从甚密，讲原则不讲交情，保持对企业家监督管理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原载《经济日报》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