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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子演员”的出现与壮大的背后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最初，出现个把“条子演员”安排起来还比较方便，但是后来越来越多，他们各显其能，往春节晚会里钻。大量的年轻演员根本不顾作品，甚至一年来根本就没在中央电视台露过面，但春节晚会一定要上，只要安排一个露面的机会就行。这构成了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
春节晚会应该是囊括一年的文艺精品，聚集一年来人气最旺的人，来共同完成这台节目。但由于有这么多的人关注春节晚会，很多人用各种各样的条子来“支持”春节晚会，最多时候会有上百个“条子演员”。于是只好从这条子的分量上分出轻重和三六九等，按以前概率，每年的“条子演员”被拦在外面的大约占2/3，能上晚会的“条子演员”占整个演员的1/4。递来的条子，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哪个必须办，哪个可以缓办，这都成了学问。一般春节晚会的准备期是在4个月左右，前两个月是策划和准备期，进入第3个月以后，基本上导演、主创人员就开始围着条子转了。琢磨怎么把这些“条子演员”安排好，摆好这些演员也是衡量导演的一个重要方面。
每年条子来自于各方面，有些就是跟央视工作、运作过程中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领导递的条子。如何安排这些“条子演员”。最行之有效的就是安排联唱和合唱，这就出现“以前李谷一一个人唱6首歌，现在6个人唱一首歌”的现象。
其实观众不喜欢一堆人唱一首歌，导演和主创班子也不喜欢。有些歌曲必须一个人唱，才能够易于流传。但是四个半小时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选好作品为什么如此之难
仅仅能在晚会上露上一面还是不够的，上晚会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过把瘾就死，而是希望通过它的效应能给自己来年带来好的经济效益，所以，就必须让观众记住自己，而记住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有一件好作品。但是，想在春节晚会上拿出一件好作品实在是太难了。
仅以歌曲为例，每年春节晚会会收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作品几千首，今年收到的歌曲已经多达4000首。就中国目前歌坛（包括各种风格）每年创作的歌曲，一年下来加一起也没有一次提供给春节晚会的多。照理说应该能出来几首好歌，但实际几乎没有一首能让人记得住的歌曲，这一方面是作品本身的质量不高，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层层把关往往带来层层修改，有些作品往往翻来覆去地修改30多遍，包括相声和小品，改来改去，原来的味道没有了。
相声是人们喜爱的艺术形式，以前，春节晚会上还能推出像《虎口余生》、《宇宙牌香烟》这样脍炙人口的段子，但近年来基本上推不出相声了，主要原因就是相声的社会负面影响问题无法解决。还有观众的包容度很差，听到不顺耳的话，便忍不住用各种方式向上面反映，造成春节晚会主创班子都不愿意惹麻烦，从而回避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作品。
春节晚会因其承担的社会责任而提出“三个安全”政治安全、播出安全和人员安全。由此对春节晚会把关，导演以上说话算数的有17个人，而这17个人每次都要说话。对待一部文艺作品的感受，17个人有17种感受。以前春节晚会算不上大事，没那么多人插手。现在晚会的重要性越来越提高，除这17个人，还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影响，比如赵本山表演《卖拐》，结果残疾人协会提出了意见。去年《卖车》，说今年要卖《担架》，打死他也不敢了。春节晚会，横竖都要应付，一个晚会，要想大家都满意，结果往往大家不满意。
关于权益问题的争执
正因为春节晚会推出一首好作品很难，所以一旦有好作品出现，就显得尤为珍贵，谁都想借助这个作品一炮走红。于是，一些因作品引发的争执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上春节晚会要舍得投资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有钱未必就能如愿也是正常的。在年末的一则关于于文华经纪人讲述的陈年往事揭开了幕布一角。据报道称：于文华自己花了几万元准备的歌曲被硬性安排给郁钧剑合唱，而当时于文华敢怒而不敢言。随着赵安的离去，这件事被重新晾在阳光下。
更有“能力”的歌手侵占名气小一些歌手的歌也许不是春节晚会上的新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本来已经被一名男歌手买下版权，并希望通过春节晚会一炮走红，歌是走红了，但红的是陈红等歌手，并借此歌整整红了好几年。那个投入了几十万资金，连响声都没听着的歌手从此销声匿迹。
由此看来，春节晚会是一台极端特殊的晚会，它不顾忌的东西很多，比如你的作品不错，你想上，那也不能便宜你，再给你安排三个人。你就得绝对服从，不服从你就下去。有时候你为了抓住这个机会，就得委曲求全，所以以前春节晚会不太尊重著作权拥有者的权利。
自从陈佩斯、朱时茂与春节晚会打官司后，春节晚会让演员们签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被称为“卖身契”，它的最重要内容在于演员同意中央台对该作品享有著作权。中央台在各类节目、任何载体使用或改编此作品不需要征得演员同意也无须支付任何报酬。据说，演员的稿酬1000元～6000元之间，而现在买一首歌，再拍成音乐录像最少需要十几万元，赵本山说：“佩斯事件很能说明问题。”因为自从陈佩斯向春节晚会发难后，他就彻底从这个舞台上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