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军
《长征组歌》这首脍炙人口的音乐史诗，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文艺舞台上演出最多，银幕上复制最多的作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奠基石之一的红军长征，通过《长征组歌》的传播，已经深深地印入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扉。近日，我在北京采访了原兰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肖华将军的夫人王新兰，王新兰讲述了肖华创作《长征组歌》的过程。
肖华创作《长征组歌》是在一次大病中。1964年2月，肖华得了严重的肝炎。一向对自己身体不在意的肖华不得不在医生的警告下，由王新兰陪同到杭州疗养。9月，肖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部主任。此时，全军各部队正准备庆祝红军长征20周年纪念活动。一些文艺单位多次向亲历长征的肖华约稿，这成了肖华创作《长征组歌》的直接动因。
其实，讴歌长征，肖华早有动因。自从走完了长征路，长征便成为肖华生命的一部分。那场震惊世界的远征，那场使红军从濒于灭亡之中再生的大迁徙，那场整整两年间红军向难以承载的生存极限挑战的英雄壮举，肖华视之为中国共产党最珍贵的精神遗产，因而值得大书特书。
早在1958年夏，肖华得到一本描绘长征的画册，如获至宝。当时，他与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说，除了画册，应该用多种艺术形式表现长征。他还对王新兰说，如果有一个整块的时间，一定要写一写长征。遗憾的是，繁忙的工作一直无法使他拿起笔来。到杭州治病疗养，终于有了创作的机会。他雄心勃勃地打算在舞台上展示一个全景式的长征。
创作首先遇到的是艺术表现形式问题。肖华长于诗词，在杭州又集中阅读了唐诗、宋词中的一些名家之作。中国古诗词凝练含蓄、韵律优美，极富表现力和形式美。经过思考，他很快确定了用组诗的形式表现作品的内容。考虑舞台演出的通俗性，他在借鉴古诗词的基础上，采取了“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即每段歌词用四个三字句，八个七字句、共十二行六十八个字组成。一诗一韵。这种形式，既有统一的格律，便于记忆朗诵、谱曲歌唱，又较旧格律自由，不受平仄、对仗的限制。
创作的真正难度在于对作品内容的整体把握。肖华虽亲历长征，但他当年只有17岁，先是少共国际师政委，过草地后是红二师政委，只熟悉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对于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则知之不多。因此，要把红军三大主力艰苦卓绝的长征准确地概括到一部诗歌中，是十分困难的。为此，他阅读了有关长征的大量资料和老同志写的回忆录，反复重温了毛主席的《论反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著作，用其中关于长征的精辟论述，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同时，认真研读了毛主席关于长征的诗词。
掌握丰富的史料后，肖华按照长征的历史进程，从极其复杂的斗争生活中，选取了12个最概括的典型事件，安排了组诗的整体结构，即：告别，突破封锁线，进遵义，入云南，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
从1964年，9月到11月，肖华忘记了自己病人的身份，进入忘我的创作境界。屋里的灯光常常亮到午夜。王新兰这位9岁参加红军、11岁参加长征的女战士，此刻也无法劝阻丈夫休息。夜深人静时，她会悄悄地在丈夫身边站一会儿，她看到的是一页被泪水模糊的稿纸。长征途中没流过一滴泪的肖华，将感情的闸门向逝去的历史打开了。初稿写出后，他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经过10次修改，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总题目的《长征组歌》于11月中旬正式定稿。
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呕心沥血之作。为写《长征组歌》，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肖华的转氨酶提高了四次，体重减轻了好几斤。
不久，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为《长征组歌》谱曲。1965年5月，战友文工团正式排练《长征组歌》。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恩来总理观看了排练，立即喜欢上了这部作品，并提了重要意见。周总理对参加排练的演员说，“肖华写《长征组歌》时，是个病人，你们一定要用肖华写《长征组歌》的精神来排练《长征组歌》！”当晚，周总理就给远在杭州的肖华打了电话，说：“你为党和人民做了件好事，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好事，我感谢你。”
肖华将军虽然离开我们已有17个年头了，但他的英名将和他的《长征组歌》一样，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