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龚明义
“非典”时期（迄今只有短短的几十天），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对一些不作为或乱作为的官员都进行了及时严肃的处理。在受到免职、撤职乃至开除公职处理的干部中，有省部级“一把手”、县委书记县长，还有局长、科长、卫生院院长等等。在近二十年来，为一项工作短期内处分这么多领导干部，在笔者的记忆中确实绝无仅有，因此给人们一种“非常之感”。
这种“非常之感”不仅普通老百姓有，不少政治言论家们也有。百姓有了什么感觉，或者装在心里，或者对身边的人说说罢了。言论家就不同了，他们的感觉要变成文章，在报刊和网上广泛传播，影响社会，例如有人撰文说“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是当前斗争的需要，也是保证抗击非典斗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必要措施”。还有一家地方报纸刊登言论说，“非典”时期就是得有这种非常的“防非”吏治精神。
突如其来的“非典”的确不同寻常，因为它是人类从未遇到过的一种疫情，并且至今尚未找到十分有效的防治方法。但是，要说“非典”来临之后，处理一些干部就是非常“吏治”之举，似乎值得商榷。其一，此间处分的领导干部，无论是引咎辞职，还是免职撤职，都是符合党纪和公务员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的，应该属于常规执纪行为。其二，“非典”时期没有另立新法规，也没有出台新的纪律。在平时，乱收乱罚，敛取不义之财的局长、站长难道不该撤职？临阵逃脱的卫生院院长崔某难道不应开除公职？不认真履行职责对疫情防治造成严重失误的官员难道不该引咎辞职？
那么，为什么有人会产生了特别的“非典”吏治之感呢？笔者以为，问题在于往常这些本来是正常党政干部管理的基本要求，本应及时施行的常规纪律制度，在该用之时被搁置不用，或适用时也不完全正确的发挥其功能。可以说，正是由于多年来干部管理中纪律松懈，作风不严，使一些人养成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习惯，积非成是，如今才使一些人的观念中形成了严格执纪、严肃照章办事是“非常举措”的怪事。
将正常的事情非常化，那么正常的事情就难以正常了。反思一下近二十多年来屡禁不止的公款吃喝、公费旅游、超标准配车建房、公款送礼、乱收费乱罚款、私设小金库、突击提干、买官卖官等与领导干部有关的违法乱纪现象，主要根源应该在于执纪不到位。长期的官纪松懈，加上执法不公，使一些官员错误地认为法纪不足畏，有的因此走向自毁之路。面对“非典”疫情，有的官员渎职甚至违法乱纪，就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
“非典”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干部队伍建设上的漏洞，也反映出了我们脑子里的错误观念。我们应该以“抗非”为契机，将“防非”吏治精神寻常化，还执纪执法以本来面目，任何时候都不要让官纪松懈。只有当我们大事小事都以规处理，平时与非常时期都一样严格要求干部，我们才可能做到临危不乱、举重若轻，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