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辛向阳认为，目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不再是精简哪一机构和哪些人，而是将成本概念引入行政管理和改革中。
降低行政成本并不需要在体制层面上做大手术。行政管理中被忽略的小细节，带来的往往是巨额的隐形行政成本。辛向阳以税收监管为例作了一个比较：2002年中国的税收是1.5万亿元，完成这项工作的税务系统人员是100万人；美国的税收远高于中国，而税务人员仅有10万人。国家行政学院杜刚健认为，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而行政审批制度是造成高成本的一个主要原因；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使政府机构设置臃肿，人员增加，不仅直接导致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更因行政经费开支庞大而带来了行政效益的降低。他指出，降低行政成本，就是降低财政的行政负担。这是中国能否真正建立公共财政的关键。
许多专家对1998—2001年所进行的那次行政改革的“成本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辛向阳说，这次改革成本的准确数字无法提供，但政府支付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如货币化“工龄买断”、住房无偿拥有、政府为其中一大批人支付昂贵的学位深造费等等。如果花几十个亿人民币减掉一个政府部门，从表面上看机关人员是减少了，可支付如此大的成本代价值不值得？行政学专家毛寿龙认为，基层政府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缺乏效益观念是一个原因，更大的问题出在体制层面，即政府财政支出的行政化运作。中央级领导对迎来送往礼节的简化，既为地方政府树立了榜样，也为地方政府减轻繁重的接待任务提供了制度化依据。他指出，要实现建立高效、廉洁政府的最终目标，除了国家领导人“从我做起”的榜样效应，还必须将这些作风和理念制度化，即从领导的自我改善达到全社会的制度保证。 （据《财政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