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铁军
大妈去世已经八年了。
大妈叫啥，不知；何处人，不详。从未回过娘家，也没人探望过，大伯族中为二，“老二家的”就成了大妈的名称。大妈不识字，跟了大伯足不出户，从没去过县城，就连所在乡镇的集市也不去，身份证也没办——没用。听人说大妈是从北边甘肃逃荒来的，和大伯过了一生，也没孩子。
那年我六岁，一直跟随父亲工作居住的母亲突然病重，时任公社社长的父亲借驴把母亲驮回山村老家，和大妈住在一起。母亲祖籍河南，家原在华县一带的黄河边，荒年随家人逃到宝鸡。父亲在宝鸡学习时认识了沿街提着竹篮补衣服卖鞋垫的母亲。共同的命运把俩妯娌连在一起，母亲便把一岁多的弟弟过继给大妈抚养。那时生活很苦，我和母亲又没有地，父亲的工资还要给母亲治病，生活全靠大伯大妈的口粮维持。母亲患的是肺结核不能干活，全靠大妈照顾。翌年，年仅29岁的母亲病逝，父亲外出学习不在，全靠大伯大妈料理后事。
埋葬母亲那天，下着细雨，大伯拉着扯着灵柩长孝布的我摔过纸盆走出村口，背我到墓旁的苜蓿地便塞给大妈。大妈让我哭，可我没哭，大妈却哭了。大伯走过来瞪眼道；“让娃哭！”大妈噙泪对我说：“娃，快哭，你妈走了你咋还不哭，再不哭你妈就听不见了。”可我还不哭。大妈就在我胳膊上狠狠地拧了一把，一阵钻心的疼，我才哇哇地哭了起来。埋完母亲村人走了，大妈揽我在怀抽泣地说：“瓜娃，你不哭你妈走的不安宁哩……”
文革那年我刚上初一，参加红卫兵是最荣耀的时尚。我这个公社书记当权派的狗崽子用鼻涕眼泪加划清界线的誓言才换来左臂一个红卫兵袖标，便神气活现地跟着一伙人去县委造反。不知谁告诉了父亲，他戴着口罩背身把我从桌子上拽下来，一脚踢回老家扔到大妈怀里。
我那时很皮很骄，自诩在外经风识雨，便成了村里的娃娃头。偷队里西瓜、上树掏鸟窝、下沟底摸鱼……没让大妈少操心。傍晚村头上空常常传来大妈唤我回家的声音。大伯常竖眉瞪眼要收拾我，总得不上手，有大妈护着。
大伯脾气坏，常吆喝大妈。大妈从不还口，生气了就憋在心中，脸通红狠劲干活。那年夏天，麦子刚一上场。我嚷着要吃新麦面馍。大伯一时高兴就和我在场里套碌碡准备先碾一些。大妈来送水，大伯让她回去取条绳给牛使肚带。这时天边出现乌云，大伯有些着急，见大妈拿了条长绳就把大妈骂了几句。大妈脸通红没吭声转身回去了。我以为大妈回去另取绳了，可等碾完雷雨浇来时，也没见大妈的面。我披了条麻袋跑回家见大妈不在，就跑来告诉大伯，大伯扔给我一条麻袋说：“快去地里把你大妈叫回来！”我赶到麦地，见大妈冒着大雨还在割麦，身后躺着一溜麦捆。
快过年了，村人用白土刷锅台。在沟半崖有一层细白的土层，取之和水，就象现在刷墙的涂料。我想为家里做点好事，便偷偷带着六七岁的弟弟提着布兜铁铲到沟里挖白土。我们顺着羊走的道爬到白土层处，过不去的地方用铁铲挖脚窝上。挖了半袋往回走，这下坏了。
俗话说，齐沟陡洼，好上难下。我下不来了，硬爬着一步步挪，可弟害怕不敢动。我把布兜扔下沟底用手拉他，弟就哭不敢挪步。我让他爬在我背上，他更怕。我没办法就骂，也跟着哭。这时大妈站在沟顶上叫（她是听人说追来的），看到我俩，下沟爬上来拉着我们移到斜坡处，把弟弟抱在怀里，一闭眼三人坐土“飞机”溜到沟底。娘仨个个都成了土人。大妈的手划伤了，衣服也撕破了。看到我和弟刚哭过的泪脸被土染成了花脸，可把大妈乐坏了，说我俩象个花迷羊羔。我俩越抹脸越花大妈越乐，乐的大妈喘不过气来。这是我见大妈最高兴最快乐的一次。
之后，我随父读书，高中毕业从军。那年探亲带像机回到老家，想给大伯大妈照张像。大伯照了大妈不照，我连哄带拉大妈就是不照。从戎十五载转业进城，大伯早已过世，大妈已是满头银发。多次请大妈进城逛逛，大妈死活不依。至今大妈没在人世间留下一丝影迹，只留下老家北沟边那堆长满蒿草的坟茔和我们脑海深处永不磨灭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