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守宇
在中国古代的几百名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可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不论文治武功，能望其项背者，在帝王中实在不多。
但如此一代雄主，却不愿出版自己的文集。
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二年，“著作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也就是打报告请求为李世民出文集）。李世民批示说：“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于是此事作罢。作罢的原因，批示里已说清楚，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都出了文集，但都成了亡国之君。所以当皇帝的，主要是怕不能推行德政，文集有什么用处呢！可见，李世民不出文集是以巩固社稷江山的高度作出的决策。
往事越千年，中国大地上忽然冒出一股畸形出书热。出书者既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是富有灼见的专家学者，更不是郭沫若、陶铸那样的官员作家。他们之所以能出书，只是因为他们是权倾一方的官员显要。这些阁下们在日理万机之余，把自己那些例行公事的讲话和应景文章（大多为秘书捉刀）稍加整理，集之成册，冠之于××××思考或探索之名，便招摇出世。并像传染病那样很快相蔚成风，大有燎原之势。这类文选（杂文家称之为官书）有个共同特点，即不经图书发行渠道（不论国营私营）销售，一律由出者下属部门和单位用公款购买，然后免费发给职工。群众说，这是当管的用权捞钱哩，谋名哩！不错，捞钱是真捞到了。至于谋名，笔者实在不敢苟同。某单位有位工人师傅，半年就得到三本这类官书，价额有六、七十元之多。他不愿把这些书摆上自己的书架，全部送给了收破烂的。至于这位师傅对官书的评价，为了不扫某些官员的雅兴，笔者就不想饶舌了。
有人考证，此风可能缘于山东泰安那位胡建学胡书记。此公当年小人得志，为自己出了一部文集，名曰《胡选》。胡书记曾下令全市官民结合领袖著作一起学习。随着胡氏锒铛入狱，《胡选》终成笑柄。只是胡书记没有想到，他的《胡选》在官场竟有如此良好效应。
有人猜测，以后反腐败的阶段性任务，有可能要把清理此类官书列为一项内容。因为广有文才的梁武帝、陈后主和隋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致覆亡也”。何况此辈，徒耗民脂民膏乎？正落笔时，忽然从杂文报上看到，说有的省已发出通知，严禁领导干部用公款为个人出书。看！说来就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