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继培
人逢疾病倍思医。
这“思医”的具体形式，业已被演义为“区区薄礼聊表心意。”衍生出红包大派送。然而，情有千种，礼有万般，个中喜、怒、哀、乐，自然是意味深长，一言难尽……
医者心态：医务劳动应有合理补偿，但不应是红包
目前，我国的经济关系还没有理顺，医生收入少，如一位从医三十多年教授，工资才690元；医院收费低，如一台胸科手术，收费才2500元，在欧美国家要几千甚至上万美元，医院根本没有能力改善医务人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加班、超时劳动补贴极少，主要是无私奉献。医生下了手术台也吃不上饭，只好去“吃”患者。第二，我国医疗服务依然呈现出结构性短缺，看名医、好大夫，住院手术都还困难。从短缺经济学规律来看，必然导致走后门，送红包。第三，因社会收入不平衡，而医院服务又具有垄断性，因而容易出现借机索要红包的现象。第四，由于制度与法规不健全，没有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和法制约束。对红包现象，虽然新闻媒介时有曝光，但多查无实据。没有明确界限，处理难以“量刑”，管理者无从下手，再加上收入偏低的现实，发现了，多数也不了了之。所以，红包现象在今天已极其普遍，甚至已经公开化，不再成为秘密。
当然，对患者送的红包，有的医务人员坚决不收。可后来发现，你不收，患者及亲属不放心，从医学心理角度上看，这是极不利于治疗的。以后，索性收下，让他们放心，治疗之后，或直接，或通过组织将红包退还本人。这样的医务人员也不乏其人。
患者心态：送红包给医生，目的是达到及时、彻底的治疗，但手段不一定合理
现如今，身患重病，住大医院，请名大夫治疗。除了高官，不送红包的患者及亲属，几乎是不存在的。身陷“红包之漩涡”的芸芸众生心态又如何呢？
9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送红包已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社会潮流。10%的人对送红包“投赞成票”。据分析，患者送红包大致有这样几种心态：
正常感激型：感激大夫治好了自己的疾病，送物者有，送钱者也有，且都在治疗结束之后。主要目的是聊表心意。
万般无奈型：此类比例较大，送红包者多数处在一种被动的心理状态。认为不花钱，便不会有好大夫，不给好处，大夫不精心。等于花钱买保险，图安全，患者也不情愿，但不得已而为之。
虚荣排场型：常常以图虚荣，要面子为心理内驱力。小病、常见病也要请名医，大显其派头，出手阔绰，这类人多属大款。也有极个别经济条件不佳者，“打肿脸充一次胖子”。
跟随大众型：有的患者听说同屋病友给大夫送了红包，便千方百计地打听关键大夫的家庭地址，在病友中间了解一下送什么好，送多少，然后登门“拜访”，你送我也送。
公款送礼型：此类人有一定身份或权力。以个人名义慷国家之慨。
要解决红包问题，当务之急是要理顺经济关系。提高医务人员的收入，改善医务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其次，加强医德医风教育，让医患之间建立一种信任与寄托的关系。依靠法律。加强社会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