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副司长丛明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在过去一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他认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囊括了体制改革获得突破的诸多方面。《决定》第一次提出让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突破了原先所提“股份制只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首次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则是对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大突破。
《决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这种对非公有资本非禁即如入的提法，写在党的文件里面也还是第一次。
《决定》还提出让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权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而以前，非公有制经济在这方面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平等的。
“体制突破集中体现在观点和提法上。”这位官员说。
另据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的归纳，《决定》中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观点、新提法至少有16处。除以上几个“第一次”之外，还包括提出要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提出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提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仍由国家审批，其他项目则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等等。
专家们认为，体制改革上的突破，多源于地方或行业中“先行者”的宝贵经验，如中国东南沿海一些省份在投资体制改革方面走在了前面；汽车、房地产、钢铁等行业在许多地方早已实现了投资的多元化。今年1—11月，全国投资增长30%，新增投资的80%以上来源于民营、外资、银行贷款等政府以外的社会投资。
“进一步实现体制上的突破，进而彻底消除体制性障碍，还须有新的思想解放。”丛明说。
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需要破除搞股份制就会动摇执政基础的思想障碍；保护私有财产权，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需要转变对非公有制的经济“偏见”；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需要转变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需要破除政府包揽一切的思想观念。如此等等，哪一项体制创新都离不开新的思想解放。
“实现对旧体制的突破，还需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丛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