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文/陈绍龙
我的“对象”十三岁，我十二岁，谁信？这是真的。乡下人叫“笆斗亲”。
“笆斗亲”意为孩子在坐笆斗的时候定的亲，也指小时候定亲。
村里孩子生下来多半坐笆斗，笆斗是柳条编的盛谷物之类的容器，柱形，底部没楞角，笆斗内四周围床薄被，摇着方便，挑着就走，乡下人也用它当孩子的摇篮。
七十年代我们家下放到那个很偏僻的村子。父亲不擅农活，队上还算照顾，就让父亲到油坊做会计，闲时喂拉碾子的两匹马。虽说会计在村里不是人人都能当的，但这在当时还是叫人眼羡的差事；母亲就为村民做衣服挣工分。村民们靠体力养活自己，想到邻居小八比我矮一截能挑得动两担粪，母亲看我瘦弱的样子，常常叹气日后我在农村日子可怎么过。
“嗨！——嗨！”这样的声音始终在我的脑海里。童年里刻骨铭心的音乐和画面就是打油人的吼声和青筋暴突布满汗珠的脊背，它深入进了我的血液和骨髓。在精神和意识极其困乏的时候，体魄和物质就很警醒。那时乡下打油用的是榨，蓑草把蒸过碾碎的芝麻码成饼状，排放在榨里然后塞紧用锤打。打锤是力气活，锤分三号，一号锤有一百多斤重，小号锤也有六十斤重。记得那时江叔常指着锤逗我：拎进来。我把脸憋得发紫锤懒在地上就是不动。江叔是打油的，有劲，村上人对他不敬，多叫他“江大瓜”。父亲吩咐我们叫他“江叔”。
有一阵，邻居王婶老是和母亲嘀咕什么，神神秘秘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她们是为我提亲，“对象”是江叔家的女儿茶花。我家住的是村里过去拴牛的公房，父亲不知道自己在农村的“改造”哪天是个头，母亲也觉得家里缺少呵护与支撑。王婶一边说着我们两家是门当户对，一边如数家珍地说着茶花的好，母亲没有反对，父亲不言语，蹲在一旁只是喝杯中的茶。
茶花大我一岁，她兄妹多，没有念书。
说着也怪，村上要是这家孩子十多岁还没有人上门提亲，会有人说闲话，叫人瞧不起的。大人们显然没跟我商量，村里人做“笆斗亲”是不需要跟孩子商量的，再说了，那时我们又懂什么呢，懵懵懂懂，十几岁的孩子，正是跳皮筋做游戏的年龄。可自此以后，家里人似乎没有完全把我当孩子看待，王婶江叔们也不再叫我的小名，见到江叔我也没有过去那么的自然，油坊我也去得很少。我意识到自己“长大”了，象电影里一个十岁的孩子却穿着绸制长衫，梳着三七开的小分头，且涂的油光可鉴的样，有点滑稽。
放学回来我就做些擦擦灯罩之类的事，或是自个儿写大字，我似乎过早地感觉到了成年人的压抑，只是到上学的时候，我才会找到孩子们自有的乐趣。
“金花黄，银花白，桃花羞达达，采朵茶花送给他。”
“喔——！”
孩子们见着我便念着儿歌，或是大声地叫着“茶花！茶花”，整齐划一的节律象是球场上的啦啦队。我知道孩子们是在逗我。我不恼，也跟他们追逐着，嬉闹着。
江叔还是常来我们家喝酒。他家是富农，有“运动”了，我老是瞧他和他母亲挂着牌子站在村口。父亲很同情他，借着酒力，为江叔抱不平，也愤愤地说自己原本
一家在城里为什么让下放的事。村里硬性摊派我们家的重活累活，也都是江叔为我们家做的，听母亲说茶花心灵手巧，还曾为我做过鞋；母亲也常为江叔和茶花做衣服，父亲还让江叔家的男孩到学校去读书，有知识将来总会有用的。虽说父亲始终没有允口这门亲事，我和茶花最终没成为夫妻，但我们两家相依相帮，为那个极度艰涩的岁月，留下了些许美好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