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文·图/刘杰
四川内江一位名叫贺祖英的下岗女工，100元起家，为那些父母进城打工的孩子办了一所“私立学校”。如今，这所学校三易其址，已拥有学生两千多人，大大解决了当地外来人口子女人学难的问题。这位下岗女工也因此被评为省劳模、省巾帼创业带头人。
两次下岗，生活的沉重折磨得她精疲力尽
贺祖英1960年6月15日出生于内江市，她的人生经历很曲折，但她命中注定与教育有缘。1979年，高中毕业后由于一时没有安排到工作，她父亲想尽各种办法，为她谋到了一份代课老师的职业。之后，她与太平乡小学的青年教师刘吉军结婚后，又到了太平乡小学任代课老师。
1990年，内江市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个政策，党政干部在退休之际可以解决一个子女的工作，于是她沾了曾为乡官的父亲的光，从此端上了铁饭碗，成了内江市东兴区客运公司的一名正式员工。但三年后的1993年8月，公司因经营不善而倒闭，贺祖英失业了。
刚失业的那个晚上，她一夜未眠，默默地流泪，脑海里想了很多：自己的两个子女还很小，女儿8岁，儿子6岁，丈夫的工资只有200多元，除去每个月100元的房租，只剩下了100多元钱，这一点点钱，4口之家怎么生活？
哭过之后，她还是觉得自己应该面对现实，应该为孩子而坚强地活下去。因而第二天天一亮，她就肿着两只眼睛上街去寻找工作了。
找工作是件非常难的事情，虽然满街都贴着招聘广告，但对招聘人员的年龄条件几乎都要求在25岁以下，未婚或貌美者。甚至连洗碗工的招聘条件也是如此。后来好不容易在一位熟人的帮助下，她在内江民政化工厂谋到了一份工作。
重新有了工作，贺祖英激动不已，一家人高兴得抱头痛哭。虽然自己只是厂里的一个临时工，贺祖英却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重新上班之后，她的工作积极性非常高，苦活累活总是抢着做，也赢得了同事们的普遍尊敬。第一个月下来，厂长庄重地给她发了49元工资，并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小贺，好好干，会有一个美好未来的！”
然而不久后，命运再一次捉弄了她。1994年春，由于民政化工厂减员增效，作为临时工的她再次失去了工作。
被沉重地打回“原形”以后，贺祖英又到街上四处找工作，也再次领略了四处碰壁的滋味。
大胆奋斗，幸运之神开始向她露出微笑
1994年5月的一天，四处寻找工作的贺祖英在路过东兴区一家菜市场时，偶然发现有不少孩子在菜市场开心地玩，年龄大者有8、9岁，小者也有6、7岁。
“现在又不是假期，你们为什么不上学呢？”她奇怪地问他们。
“我们是乡下来的，读不起书。”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告诉她。
听了孩子们的话之后，贺祖英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创办一所打工仔平民学校，这样既能解决孩子们的入学问题，也可解决自己的就业。
她兴奋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丈夫刘吉军，“这所学校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奋发学校”。
“就算学校能够幸运地得到教育部门的批准，你也能够招到学生，可是校舍怎么解决？”听了丈夫的话，贺祖英一下愣了：对呀，没校舍，学校怎么办？就算校舍可以租，可是租房子也要付得起租金才行呀！因而她没再言语了。
没钱付房租，可不可以挣到钱以后再付房租呢？几天之后，又一个想法冒上了她的心头。虽然她的想法有些荒唐，但在她的一再要求下，刘吉军还是答应与她一道出去找能做教室的房子。
偌大的内江城里，待租的房子很多，可是能用来做教室的房子却很少。要不是房租奇高，就是房子不适合做教室。一段时间的折腾，贺祖英先前的信心也几乎被消磨殆尽。
1994年7月3日，就在被梦中的教室折腾了一两个月之后，贺祖英准备打退堂鼓、放弃自己当初办学想法的时候，有人告诉她，在东兴区胜利镇教育组有一间50年代曾经使用过，如今早已废弃了的教室。得到这个消息，她决定再去试一试。她想：成败在此一举，如果仍不成，就彻底放弃创办学校的打算。
贺祖英去看了那间房子，那间房子的确可以做教室，但是周围的环境却太差了。因为教室处在一个农家小院里，农民们喂了不少鸡鸭，那间教室又紧邻着几间猪圈。周围的环境不仅吵，还臭气熏天。
这样的房子能做教室吗？贺祖英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但她转念一想，这样的房子也许租金会很低的，这不正符合自己的条件吗？想到这里她又释然了。
当贺祖英找到胜利镇教育组负责人，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打算后，教育组的同志竟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他们不仅愿意将那间教室免费租给她，还送给她13套课桌椅。她感动的是，胜利镇教育组还帮她将相关的办学手续也给办了下来。
有了教室，也有了准许办学的批文，贺祖英真是心花怒放。这时候刘吉军也对学校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于是夫妻俩又开始忙招生的事儿了。
怎样才能让人们知道自己的奋发学校呢？贺祖英伤透了脑筋：是上电视打广告，还是在报纸上登广告？可是这两种途径都不行，因为家里能够拿出来的钱也只有大约100元钱，而这笔钱还得拿出一部分来买粉笔和刷子。夫妻俩琢磨来琢磨去，最后决定采用到街上贴“牛皮癣”的广告方式。 （下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