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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出官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任阜阳市主要领导时，亲自制定了“九五”期间阜阳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2%的计划，而实际情况仅为年均增长4%左右。据统计，1995年至1999年，阜阳市财政债务总计11.1亿元，到2002年尚有债务余额7.8亿元。“计划”没有实现，但王怀忠本人却步步高升。
工程“献礼” 宁夏回族自治区移民吊庄闽宁镇原本是扶贫济困的移民建设项目，由于镇领导先后两次搞“献礼”，镇政府背上了700多万元的沉重债务。为此，该镇挪用专项扶贫款甚至群众的建房集资款。全镇有上万群众连饮水问题都没解决，该镇却挪用水利工程款30万元建办公大楼。
“一哄而上” 山西绛县1999年底被中国农业科学院确定为全国农业科技示范县后，县委、政府接连下发文件，动员县、乡、村三级干部参加科技综合示范园区建设。县城建局120名职工在工资拖欠5个月的情况下，每人被迫凑足1000元，集资创建了3个高水准芦荟大棚。全县100多个单位都建立了各自的示范园区。最终农民没有致富，全县“谈科技色变”。
借债开发 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从1994年起，镇政府先后办起了八大公司，连上几个大项目，将城镇框架拉大到2.5平方公里，大建高档宾馆及城镇配套设施。大举借债办企业、搞开发，欠下一亿多元“政绩债”，还清债务得1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