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永韬
自古以来，阳春白雪，风调雨顺，水到渠成，乃至飞黄腾达，官运亨通，这些耀眼的词汇无不表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由于人生所处的位置不同，导致命运的喜与悲、欢与愁错综复杂。位置与命运一旦偏离轨迹，必然人鬼颠倒，奸人得宠，好人受气，老实人吃亏。四十余载的沧桑岁月，在生活中对我触及最深的是农民的艰苦，非正式国家人的辛酸，尤其是不被重用的“文人”的悲哀。
前些年，人们都知道陕西礼泉县有一位农民作家，他叫邹志安，长期农村生活的艰辛，加上他创作一直不停，身体极度虚弱。当他以优秀的作品轰动于城乡后好长时间才有幸调进省作协。但好景不长，由于经济的原因，他常抽廉价的劣质香烟，不久因患癌症英年早逝。令人辛酸的是陕西蓝田县有一位农民通讯员贾清民，他宁肯居住寒舍，一家清贫，却含辛茹苦默默无闻地奔赴全县各个角落搜集报道素材，撰写新闻稿件，而且经常不顾路途遥远，骑车带着馍兜到省城报刊、电台送稿。终因精力疲惫，倒在了送稿路上。
邹志安在农村时，短篇小说常常见诸报刊和获奖，假如他的业绩早早被有关部门重视，早早被转正，早早吃上皇粮，生活绝不至于那么窘迫，以至连身体健康也保障不了。与其说劣质香烟熏倒了一位英才，还不如说社会本来就没有及时关注老邹，给他安排应有的位置。他的衰亡命运实际上是一位农民作家的悲哀。贾清民的事迹令人同情，我不明白，他的艰苦，他的执著，他的良苦用心以及众人皆知的写稿业绩难道县乡各级政府没有所闻，难道没有时间、没精力、没有一丁点义务关心帮助这位不挣国家分文的业余通讯员。他昏倒在送稿路上的消息见报后，我竟为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兄流泪，为他益于社会的作为不引起政府关注而倍感痛心。
我熟知一位勤奋的农村青年，他从一九八零年起，就在省、市新闻媒体和文艺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尤其是推出近百篇报告文学打响全国，近年来他关注社会，为老百姓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实现了自己在读者中的人生价值。但因为他是农民，“朝中无人”难入国家用人序列。在解决工作，甚至微薄的待遇上屡遭白眼，在工作中不同程度受到嫉妒、冷遇和排挤。一些部门领导认为他是临时人员，如果聘用是“掰了正式工的馍”。
非正式国家人员屡受排挤之事枚不胜举，探讨其原因，是一些吃皇粮的“栋梁之材”占有坚实的位置，拥有牢不可破的关系网，所以命运的尺码向他们倾斜，而没有背景的只好靠边站。
步入宽敞的大街，走进时髦的超市，来到豪华的酒店，还有各行各业，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发了横财的老板，以及攀上高枝的贵族女士们，你如果是农村人，肯定不同程度的受到过这些“社会上流人”的讥笑嘲讽、甚至刁难。在我们的社会大家庭中，非正式人员在单位出力、流汗、甚至流血，但付出的代价根本无从回报。你有经验，你勤奋敬业，却拿不上二十刚出头，描眉画眼小姐酬薪的一半。你有意见，立马走人，自然也就谈不上位置，谈不上人格尊严。
这几年，传闻国家人事制度改革，“面向社会、竞争上岗”之类喊的猛响，但落实几何？曾经捉贼抓小偷，保西安市民平安的反扒英雄刘孝雨，在西安竟找不下一份工作，被迫南下。在我们生活中有一技之长的戏剧作家被安排看大门，优秀教师、方言学家等人才频频被异地挖走，人才留不住，孔雀东南飞，尤其是德才兼备的非国家正式人员。社会实践证明，位置与命运是相互关联的。给有钱、有权、无才的人位置，奸人称势危害社会；给无线、无权的有才之人位置，他们可能发挥得更好，一定能造福社会。
位置和命运是敏感的社会话题，废除腐朽的用人机制，打破用人界线，才是人尽其才的根本出路。千里马苦寻伯乐，伯乐也时刻欢迎千里马的到来。
社会人才（包括非国家正式人员）久久期盼的伯乐，你在哪里？
